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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帝刘彧即位后随之而起的刘子勋之乱,表面看是一场叔侄之争。也就是说,刘子业被杀后,刘宋群臣围绕着应由孝武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还是由文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的问题,分为了两大对抗势力。拥护前者的势力认为,刘子业虽被废,刘骏的帝统仍然合法,应该拥立他的儿子;拥护后者的势力则认为,刘子业的荒淫无道,其根源出在同样荒淫的刘骏身上,所谓“孝武之行,足致余殃”(垣荣祖语),拥立刘彧,方能稳定局势。这种貌似帝统和道统的争执,实质上体现的是宋文帝死后刘宋上下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沦丧,国人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政权崩溃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前文说过,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认准了他这个“三”皇子,以为必成大事,不甘心接受朝廷方面授给刘子勋的车骑将军的头衔。他借刘子勋的名义,传檄建康,指责刘彧窃夺帝位,与各方共同兴兵讨伐。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邓琬等人假称太皇太后(就是刘骏之母路太后)密诏,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
支持刘子勋的一方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安陆王刘子绥、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这些弟弟自不必提,各方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起兵响应。接着,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都归附了刘子勋,部队向寻阳集结。朝廷方面所能保持的地盘,只剩下建康周围的丹阳、淮南等数郡。
刘彧比他的哥哥刘骏要强些,至少表现得临危不乱。蔡兴宗向他进言:“如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我们应该向反叛者留在京城的亲属宣扬‘罪不相及’的政策,抚恤人情,如此必能克敌制胜。”刘彧赞同,对于亲戚已经归附刘子勋的将士均不问罪,职务照旧。他下令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手,进军南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又召兖州刺史殷孝祖入朝,进位抚军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以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前锋军兵屯虎槛(今安徽芜湖西南)。
准备停当,刘彧开始发兵扫除外围势力,命巴陵王刘休若督统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军东讨归附刘子勋的会稽郡事孔觊。
东面的叛军并不好对付,刘休若的军队碰上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风雪,几乎丧失斗志。刘休若严令言退者斩,才稍稍安定住军心。
刘彧明白若不消灭东面会稽一带的后顾之忧,就难以放手与西南寻阳的刘子勋一搏。殿中御史吴喜本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追随沈庆之多年、颇立战功,这时主动请命,要求声援刘休若的东路军。刘彧大喜,任命他为建武将军,组成一支屡经军旅的精兵,并配备羽林军中的勇士,向东进发。
果然还是前朝的精兵好用。吴喜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义兴(今江苏宜兴)、吴兴、钱塘、西陵(今浙江萧山西),直奔会稽而来。会稽城里一片大乱,上虞县令王晏乘机起兵攻打会稽,孔觊兵败被杀,寻阳王刘子房被执送建康。吴喜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会稽的叛乱,扭转了朝廷军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