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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只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