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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令人心暖、意义重大的事业，对我也是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慈善、善行不是枯燥无味的，着眼于特殊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它同样可以很有成效。带着这些收获，我回到了巴西，希望尽己所能为祖国做点好事。
上世纪90年代早期，巴西的情况似乎已经跌到谷底，却仍在恶化。除了人们早已感觉麻木的经济问题，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人间惨剧，整个世界都为我们感到悲哀。1992年，圣保罗卡兰迪鲁监狱发生暴乱，军警闯入监狱平息暴乱，造成111人囚犯死亡。就在几个月之后，1993年，一群枪手朝数十名在里约热内卢的坎德拉里亚教堂外睡觉的流浪儿开枪射击，8个孩子死亡（有些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少年）。而这些枪手竟然是警察，他们对里约的犯罪事件心中恼火，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报复行为。
坎德拉里亚教堂的惨剧令我以及很多巴西人感到震惊。我哭了好几天。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亦即1969年我所表达的对巴西儿童生存状况的担忧。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贫困的弱势群体无可依靠。
当时的巴西，跟我小时候一样，贫富差距的状况未有丝毫改变。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深不见底，巴西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与此同时，巴西的人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1956年——我离开巴鲁前往桑托斯那一年——巴西的人口是6000万；而到了1990年，其人口已是1亿7000万。所有新增的人口都出现在城市里，原先的巴西是个农村占主导的国家，现在已经有80实现了城市化。城市的规模太大，而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很多人住在里约和圣保罗附近山上的贫民窟里，衣食不保，暴力事件频发。很多人都认为，这辈子是看不到情况会有转机了。
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巴西国内的总统选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对此并未太过在意。我不喜欢愤世嫉俗，但我相信政治是巴西的问题，而非其解决方式。
新当选的总统与其前任略有不同，他是圣保罗的一位社会学家，名叫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他曾认真研究过巴西的贫穷现象及其原因，还曾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研究，证明了巴西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机会欠缺。在军事独裁时期，费尔南多·恩里克是一个左派分子，甚至曾经流亡到智利和法国。但他的政治观一直在发展变化，现在，他想将巴西变成一个经济协调、有活力的现代化国家。他并非魅力非凡，尽管他能流利地语、西班牙语、英语三种语言，说出的话却常常让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尽管如此，身为前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处理通货膨胀方面的确有一手。1993年时，巴西的国内物价飙升2500，达到了历史的顶点；但到了1994年中期，物价就基本稳定住，不再上涨了。此举深得国内好评，他也因此辞去财长职务，参加了总统竞选。
费尔南多·恩里克同样从足球这里“借力”去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诸位前任有些相仿。1994年7月1日，亦即当年世界杯上巴西与美国比赛之前3天，费尔南多·恩里克发行了新的货币，名叫“雷亚尔”。他希望此举能帮助稳定物价。当然，新货币成功与否跟足球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后来说，如果巴西国民心情舒畅、对国家抱有信心的话，他们可能会更能接受雷亚尔的出现。而能让巴西国民心情舒畅、重拾信心的，除了赢得世界杯还有什么呢？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队的命运挂钩。那届世界杯期间，他邀请记者及有关人士到他家里，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比赛，为巴西喝彩。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毕竟巴西已经有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了。但是，一切顺利，巴西在玫瑰碗球场击败了意大利，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说来也巧，雷亚尔的发行也获得了成功。几个星期之后，费尔南多·恩里克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巴西总统。政治和足球在巴西再次有了连线。我真是无法相信。
1994年年末，在就职典礼之前，我受邀到巴西利亚与费尔南多·恩里克会面。我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费尔南多·恩里克很和善，也比我想象的要实际一些。“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费尔南多·恩里克对我说道，“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能够解决巴西的很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