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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那一天，比起我的第1000个进球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努力，人们记住的反而是我发表的那番关于下一代的言论。
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批评，他们说我蛊惑人心，或说我虚伪。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利用那个特殊的时刻、借着全世界都在观看这场比赛的时机，将人们的关注从球场上转移到更严肃的事情、转移到令我深深担忧的社会问题上去。随着我慢慢变老，我开始意识到——足球能够、也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进球、助攻和夺冠军。尽管有很多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但巴西以及全世界的人民真真切切听到了我的心声。
我还在为宇宙队效力时，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这时一位优雅的年长妇人被人引荐给我。
“很高兴认识你，贝利，”她说道，“我是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
数年前我曾见过她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他魅力非凡、和蔼可亲，我为他在1963年的死而感到悲伤。但到此刻为止，我对其家族的其他人以及他们各自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当天的鸡尾酒会上，施莱佛夫人向我说起她于1968年开创的一个项目——在特殊人群推广体育活动。我对此产生了兴趣。
“我们把它叫作‘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她对我说，“要是你能帮我们推广的话，那就太荣幸了。”
我立刻就接受了。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值得做的事。此后多年时间里，我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跟运动员们见面，以此来帮助推广特奥会，也成了纽约与施莱佛夫人关系密切的人之一。她庄重而机敏，一直对我很好。她说她喜欢巴西人的快乐天性，喜欢我们的音乐和舞蹈。她一心想把特奥会办成功。1968年第一届特奥会作为一个田径比赛在美国芝加哥市举行，当时只有1500名运动员参加；而到了1993年，它变成了来自55个国家的运动员参与其中的盛事。能在特奥会的发展中出一份力，是我这一生最满意的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施莱佛夫人的那句话：“特奥会上，比的不是强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而是应对身体障碍的不屈的精神。”
我为美国人将慈善、商业、运动三者合而为一进行推广的能力而震惊。我在巴西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施莱佛夫人尤其擅长将人们聚在一起，既做了善事，又体验了快乐，还挣了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一群人曾在周末3天聚在华盛顿为特奥会筹钱，同时推广由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电影《超人》。
参加活动的名人有很多，有史蒂夫·罗斯，有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还有亨利·基辛格。施莱佛夫人的女儿玛丽娅当时23岁，她是跟男友一起过来的，而她的男友是一个名叫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奥地利健美运动员。那时的他话不多，英语仅比我好一点。我问他在欧洲是否踢过足球，他笑着答道：“我喜欢举重，那是我的强项。”
《超人》首映式上，卡特总统夫妇也来了。基辛格为了调动现场的气氛，就说起了他当初在德国当足球守门员的经历。“谢谢大家能来观看这部描写我人生的电影。”他开玩笑道。接着，在正片开始之前，首先放映了一段特奥会的电影。电影中的那些孩子诉说着体育对他们是多么重要、能让他们找到信心和自我，全场陷入了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