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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总统和外交总长梁士诒商定，分三批接见了各国外交公使。协约国的使节为一批，中立国的使节为一批，同盟国的使节为一批。当总统与各国公使随便交谈时，总统夫人席幕兰、容雪在毗连的一间客厅里接待各位使节的夫人，非常自然地同她们交谈了诸如家里有几口人、挑选衣料等妇女关心的事情。
和谈刚开始谈的，是协约国和同盟国战俘交换问题。在欧洲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德国就收到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俘虏在西伯利亚遭难的报告，这些俘虏在夏天和初秋被俘虏后不久被运送到那里，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军服，他们象牲口一样地被赶进一些连普通应有的设备都没有的营房，受着西伯利亚冬天严寒的折磨；为了防寒，这些营房都是密封的，因此各种疾病很快蔓延开来。在战争后期，法国和英国俘虏的处境也很悲惨，因为德国由于运输被英国皇家舰队封锁，粮食短缺，俘虏的口粮就一减再减。出于人道主义和国内民众反战的压力，各国就战俘问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中国和美国的斡旋下，很快同盟国和协约国签署了立即无条件释放俘虏的协议。
那段时间，中国外交总长伍廷芳因年龄原因退休了，新任外交总长梁士诒担任中国外交代表团团长，“忧劳所以致疾”，高烧不退。李经述去探望他，看到他人都瘦了一圈。梁士诒见到李经述，感激得挣扎爬起。李经述走到他的床头，劝他好好休息。
梁士诒面带愧疚地说：“如今正是外交多事之秋。我的身体却不争气，不能为国效力。实在惭愧。”
李经述说：“梁总长，你日夜操劳，受累了。外交部那边，可有合适的人推荐，来代替你参加这次北京和会？”
梁士诒便推荐了三十九岁的外交次长陆徵祥。
“他能力真的行吗？”李经述一听，虽然有点吃惊，但没有否定梁士诒的提议，问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李经述深深懂得“外交是不能靠所谓的爱国情绪的，外交能力代表一个政府的智商高度”。
历史上真实的陆徵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中华民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出自陆徵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陆徵祥主掌外交其间，竟然敢禁止大总统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徵祥废止了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总而言之，民国初立，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