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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在上面引用《战争论》的引文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当时，他只关注所谓的对外政策，即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等问题，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对外政策的意义远远高于战争的意义。尽管他对统帅做了一定的评价，但他依旧认为，战争和统帅都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点，我们再来看看《战争论》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特殊手段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与该手段相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且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无关紧要。但是，不管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如何，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对政治意图的修改，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处，克劳塞维茨这样说道：
我们再强调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所以，从战争主要方面来说，战争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或许克劳塞维茨也对自己过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他在另一处认为战争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还涉及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尽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这样说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常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但要了解战争本质，让对外政策服务于作战需要，而且须首先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存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以留待政治去完成。极为重要的是，对于该问题，不但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将它作为民族的共同财富而倍加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因为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现实问题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政府和官员不知道战争已经给政治提出的全新的任务，而人民也不知道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