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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的出现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冲突的争霸斗争，表现在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二是普遍兵役制的出现及使用杀伤力逐渐增强的武器装备。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历史，总体战却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比如，随着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它不仅能执行投掷各类炸弹的任务，还能够向居民散发传单和其他宣传品。比如，无线电设备，随着其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以执行向敌方进行宣传的任务。
这种变化多种多样，举不胜举。世界大战中，由于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有数百千米宽，以至于在该区域内的居民被卷入战争。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战场，从现实意义上说，它早已扩展到作战国的全部疆域。
在这样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而且还间接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影响。这种情况跟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一样，他们最终因为战争的折磨和为生活所迫而弃城投降。
因此，总体战不仅针对军队，也直接针对人民。这是无情的和真切的现实，每个国家都会用各类作战手段来为该现实服务。如果用一句老话来形象地描述总体战，那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则最合适不过了。如此一来，总体战的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将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
但是，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只有在整个民族的生存遭到真正的威胁、全国民众众志成城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会付诸实践。这一特点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
以前那种战争，即政府无视民众意愿，以及为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与总体战相比，这种战争与其说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战争，不如说是纯粹的强盗战争。
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一个民族或者部族，被侵略者则因为生存遭到威胁而被迫反击。对于被侵略者而言，这种战争更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因为他们是为了道义而战。
除了这点，可以说，殖民战争是最不道德的战争，甚至配不上“战争”这个崇高、庄重的称呼。因为殖民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而进行的，而是完全出于利欲[3]。
如果我们对总体战的特性进行深入研究，那么便能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从克劳塞维茨至今的100多年里，战争的本质早已发生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或许是政治本身先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