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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在权威性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分《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列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中国总论》可以说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所以比较容易受到关注。2003年，程章灿教授在《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一文中提到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总论》（其依据也是王丽娜），他在考察了《聊斋》在西方的多种翻译后发现，“《种梨》在欧美译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与最有名的《崂山道士》等篇相媲美。从这一点来看，说《种梨》是在欧美国家（这里主要指英美法德）中最为流行的《聊斋志异》篇目之一，应该是不过分的。”（2003年9月24日《中华读书报》）《种梨》构思奇妙、语言生动，确实是《聊斋志异》中的精品；《骂鸭》、《曹操冢》、《商三官》也都是《聊斋》中文学性比较高的篇章，卫三畏选择这几篇进行全文翻译颇足以表明他的文学眼光。
《拾级大成》出版于1842年，郭实猎的文章也发表在1842年，要确定谁是西文中最早的《聊斋》译介者有相当的难度。从王燕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郭实猎的文章“没有标题，每段介绍一篇，大致粗陈梗概，可谓错漏百出。我们只能从其叙述中大致猜测译介的究竟是哪一篇”。由此可知郭实猎的重点在“介”，而不在“译”。所以如果说最早的“译”者，应该还是非卫三畏莫属。另外王燕认为，卫三畏之所以关注《聊斋》是受到了郭实猎的影响，卫三畏“对于《聊斋志异》，乃至中国小说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郭实猎的观点”。这显然是把卫三畏最早翻译《聊斋》的时间误系于1848年而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知道，卫三畏翻译《聊斋》的时间并不晚于郭实猎，两者之间有无影响，以及谁影响谁，就很难确定了。更值得指出的是，卫三畏对《聊斋》的文学价值有比较深入的体认，而根据王燕的看法，郭实猎“对于《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所以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是卫三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郭实猎。
《拾级大成》是卫三畏编写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美国人有史以来编写的第二部汉语学习工具书，近年来逐渐受到研究汉语史学者的关注，可惜还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这本书中的很多例句，特别是阅读和翻译部分的例句有不少都采自《三国演义》、《子不语》等文学著作，很值得引起关注。这本287页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该书中文书名页的内容是：“咪唎坚卫三畏鉴定，《拾级大成》，香山书院梓行，道光辛丑年镌”；英文书名页的内容是：“Easy Lessons in Chinese：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by S.Wells Williams, Macao：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卫三畏的档案现存美国耶鲁大学，其中有一份书单，记录了卫三畏购买的书籍数十种，其中就有《聊斋志异》，可惜其原书却未能保留，估计是在185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掉了。这一年因为“亚罗号”事件，中英之间关系再度紧张，12月14日外国人在广州的夷馆被烧，其中的印刷所也被毁，卫三畏作为传教士于1833年10月到达广州后一直负责这家印刷所的工作，他所主持的主要印刷品就是前文提到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办，1851年12月停刊）。这场大火不仅使他的印刷材料付之一炬，也使他失去了全部家当。卫三畏后来没有再翻译《聊斋》中的故事，估计与此有关。
《聊斋志异》的版本情况非常复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提到的是16卷本，在更早的《拾级大成》中介绍蒲松龄的一段文字中也提到了该书的版本：“《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常见的是16卷本，作者蒲松龄是一位山东的杰出学者，他生活于康熙年间，他的序言系于1679年。这是一部具有完美风格的高超的作品，用纯正的汉语写成。”据此我们推测卫三畏使用的翻译底本应该是青柯亭本或其翻刻本，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刻本，或称赵本，该本此后有过许多翻刻本和重印本，在传播《聊斋》的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来发现了更近于原本的铸雪斋抄本是12卷，蒲松龄的稿本存世者已有残缺，大约也是12卷，所以近人整理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1978年新一版，凡四册，简称三会本）仍作12卷。青柯亭16卷本与现在通行的12卷本之间篇目对应的关系很混乱，但就卫三畏翻译的几篇的内容来看，它们之间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