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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的《东方之专制》是一部既标榜意识形态，又无法掩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种族成见的一本书。内称东方诸国因用水田灌溉，牵涉广泛，所以产生专制政体，但是日本又例外。俄国虽在欧洲发源，但是则属于东方专制。中国村庄里虽有乡长里长主持之自治，但是分属“叫花子之民主”（Beggars' Democracy）也未登西方民主之堂。书之结论则以斯大林代表东方专制之复活。现已有人谓我等著作因袭于魏复古，看来此等人中外书都未读过，既不知岑仲勉之《黄河变迁史》，亦茫然于何炳棣之批魏文字，只是恣意发表己见，读者不能不察。
我和李公约瑟之关系绝不能进展至日后之融洽，倘使当日我仅被禁闭于K-1，而无星期六之散步的话。李约瑟可能古怪偏僻，做事毫不容情，令人恐畏，也可能活泼天真。周六下午他已将各事处理停当，正是无事一身轻，乃三步一趋，扮演军士，至K-1向我立正敬礼，其诙谐也使我放松读书之紧张，开始闲步。通常我们从凯思后门小巷转出，过剑河之小桥，往东北宽敞之处走去，所讨论的无腹案无纲领，地北天南，无所不说，我们总是并肩而行，由他调整步伐，接近我的步伐。他有时也停下来，欣赏小径旁的花朵，拈着一枝树叶，朗诵它的拉丁文名称，赞赏它的特性。有时也讲解附近的古迹，如罗马所修古道的出处。经常我们步行约一个半钟头。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棵黑莓树，停留下来，摘了一大把莓葚，后由学院内的厨师制成果酱，由我们两人对分，星期一他给我一小瓶，只不过四盎司。我们的步行则经常折转于剑桥的Senate House或是University Center喝咖啡，又谈论半小时至四十分钟，除了有两三次因特殊事故取消此节目，每周如是，我生平再未有类似经验。
这一年所讨论的最重要的无逾于中国社会之本质。李公尝称明清为封建体制，我觉得中国社会特质无法与西方比较。
“我的家里就蓄有女奴，难道中国在20世纪，还算奴隶社会。”我说。“什么是女奴，你不是说丫头？”“对，我家里前后有两个丫头，我母亲认作养女，以后让她们各凭己意出嫁，我母亲引以为荣，但是那时候要是将她们卖出，并不犯法。”（我没有言及的，则《红楼梦》所叙也可算丫环社会，至今仍为读者羡慕。）
我也说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见解，但是认为应当创造一个名词，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我日后屡称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
“你不能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公就驳斥我，“除非你也能将所谓官僚主义（李公实谓Bureaucratism，但是此时他用中文官僚主义四字）也赋予定义，追溯它在历史上的关系。”我确实照他的指示，曾经尝试写一篇关于官僚主义的文字，可是写来写去，总不如意，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国文化上很多现象自成一体系，既庞大，又独特，内在的人士习之以为理所当然。外来的观察者，却又只看到多面体之一面，即根据它与西洋文化之异同作褒贬，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为象，就是自以为是的责骂袁世凯之没有成为拿破仑，或者埋怨光绪皇帝未曾效法明治天皇。我说中国官僚主义以仪礼代替行政，读者仍觉得茫然。所以赋予定义不算，还要注重官僚主义之内涵，以后《万历十五年》就根据此方案写成。这书的底稿取自我教明史的讲义，后经1975年哥根汉基金的资助，改变重点及著述立场，书成时其内容有如传统社会容貌之一概述。此书是否有学术价值由中外同事用作教科书及参考书者品评之，其成为一个官僚主义之剖面则间接得益于李公。
<h4>以归纳法为研究基础</h4>
本来李约瑟治学，以归纳重于分析。他从中国亲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与科学眼光，觉得处处都有真理在，于是到处留心，随时记录，积腋成裘，又根据古籍的说明及图解再度结合，才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举一个例：K-1的一堆书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风车，乃农户将舂出之米以手摇风力，分解糠壳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长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内地看到此类风车又何止百数十具，但是未曾考究当中科学原理，然则仔细想来：米重糠轻固为常理，但是谷米由风车顶层从上向下坠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风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壳飞扬于左，白米下坠于车下之承接器。再推究之：则由手摇动之轴心辐射装置成之吹风板，也与风速有关。凡板叶之大小及叶数之多寡，皆足以影响风力。车顶装米之漏斗漏隙之大小又决定米之下坠率。这样看来处处都有机械原理，也处处都有数学，更是处处都赖协调。
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从实用的场合上着手，不从原理的基础上着眼？显然的他们已经体会到计算的重要，为什么不倒转回去，从数学而物理而机械学造成系统？李博士问及社会与经济对科技的刺激作用和迟滞作用，也已寓意于归纳。因为他不仅因风车而想及此问题，必因见及古籍内关于火药成分的记载而想及化学，见及虹桥而想到力学，见及针灸而想到神经学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说“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也已是归纳之后的结论，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说。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也已脱稿，正准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筹备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绍，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全然无关）。内中也是归纳重于分析，我们在剑河沿岸对谈的时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础。我当初深以彼此见解不同为虑，但是李约瑟一直对我说：“相差不远（close enou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