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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严。我们在军中操练重机关枪时，教官教我们右脚上前，左脚脚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打开枪梢，如此经过一段动作之分析，机关枪才能立即上手。李约瑟抽览案上书籍也保持类似的办法，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这样才能在做书院院长之余，尚能往各处演讲，并且著书立说。
在这期间李公平均每两年出书一巨册。他何以能如此？“不要问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说，“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则解说：“我不看侦探小说。”他以为看侦探小说是荒废时间之表现（至今我有机会，仍看侦探小说）。
其实李约瑟不仅以不看侦探小说而著述丰硕，他记忆力特强，又经过长久的训练。我在剑桥家里的电话号码只告诉他一次，连我自己都记不着，他已不待翻阅记录，信口而出丝毫无误。有一次他决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卷之图版，就由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Peter Burbidge两人坐对一堆照片商量，李公当场写说明。两小时后印务经理立即携回去付印，当中再无设计者、责任编辑等人之参与。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径亦无差误。
我至今仍无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书时可能打翻咖啡，刚一查出书中页次，转身又不知出处，看到文中提及约克，当场兴起，即可能花一小时寻索当年我自己经过约克时的照片去重温旧梦，动辄就忘失眼镜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当年初见李博士和鲁博士时无待分说，只是感到他们全神贯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压力，甚至担任合作者两星期后，尚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承当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资料之中所有书籍，有我早闻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档案箱中未经发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对谈时的要点，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写在餐馆的纸质餐巾上。可见得此公不耻下问，到处留神。大概当日汉学家和非汉学家都已询及，例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主张找出十件重大的发明，一一考订当时社会经济之背景。翻译《汉书》之Homer Dubs则认为李约瑟之问题即已问错。“一个负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说中国并未产生现代科技，如何能解释因故并未发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学时，要老师证明他的无鬼论。老师即说：“既然无那又如何证明？”但是此档案箱中最生是非的，无过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h4>与魏复古间的是非</h4>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论文，确曾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夫人，要她注意这是“宝贝的”（用中文写出有如precious）。以后他和魏曾见面通话，但是魏一再强调“东方之专制”，逐渐带宣传性质而脱离学术立场，引起李约瑟之反感，最后李写了一篇书评指斥魏著《东方之专制》否定事实。魏见过之后写信与李，央说意见不同，可以当面解释。李公回信称无解释之必要。想此来往文件仍存于档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将亚洲诸国在经济史上混同搅在一起为马克思。他所标榜的名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些国家之组织，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马克思只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说亚洲国家历史之发展与欧洲不同。他自己对这名词并无深度之发挥，况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许私人拥有土地，即已和中国历来培植小自耕农的情形不同，也经马克思自己承认。
我和李公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中国社会之特征——从技术角度辩证》（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1974年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将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七），重点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迟缓萎缩。行文之要旨集中于“分配”，而不在“生产”。
至于此文内又提到中国初期的统一（秦汉）与治理黄河有关，完全不受马克思与魏复古影响，而系源于中国历史传统。若非此传统，如何又称《禹贡》和《水经》？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在公元前8世纪，秦始皇碣石镌碑，事在公元前3世纪，马、魏都未见及。况且二十四史里的“河川志”篇幅浩瀚，难道都要归功于魏复古或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