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德与《燕京岁时记》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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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德的《燕京岁时记》英译出版后,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好评。荷兰的戴闻达(J.J.L.Duyvendak)、英国的魏理(Arthur Waley)、美国的魏鲁男(James R.Ware)等著名学者均发表书评,对卜德的工作表示祝贺和肯定。在表扬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戴闻达认为,“压岁钱”翻译成“cash to pass the year”固然可以,但没有能够同时传达出其中所隐含的压“祟”(cash to press down evil influences)的意思。魏理认为将“豆泥骨朵”按照拼音翻译成tou-ni-ku-to虽然不错,但很费解,实际上这是一个蒙古语,意思是肉饺(meat dumplings)。魏鲁男认为将“打冰”翻译成striking ice过于拘泥于字面,getting in the ice 在他看来更好一些。
卜德的英译本在中国国内也不乏关注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周作人。他在阅读了英译本和日译本后,于1942年8月19日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的文章(署名药堂,刊于1942年10月1日《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1期)。此文周作人未编入文集,至近年来始收入《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和《周作人散文全编》二书。
在文章的开头,周作人写道:“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原书刻于光绪丙午,距今才三十六年,市上尚有新印本发售,并不难得,但是我有一本,纸已旧敝,首页有朱文印二,曰铁狮道人,曰姓富察名敦崇字礼臣,篆刻与印色均不佳,所可重者乃是著者之遗迹耳。寒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馆诗草》、《南行诗草》、《都门纪变三十绝句》、《画虎集文钞》、《芸窗琐记》、《湘影历史》等六种,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算这《岁时记》,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译本都已出来,即此也可见为有目所共赏了。英译本名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译者Derk Bodde,一九三五年(按应为1936年)北京法文书店发行,价十三元半,但是现售加倍了。日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记》,小野胜年译,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发行,价金六十钱也。”接着周作人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就卜德的英译本来说,有以下几条:一、《端阳》一节中描述粽子有一段话:“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不为蛟龙所窃。”(62页)其中卜德将“楝叶”翻译成了lily leaves(莲叶)是不对的,应该译为Persian lilac。二、《江南城隍庙》一节最后一句话是:“每岁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庙市,都人迎赛祀孤。”(72页)卜德将“祀孤”翻译成give offerings to these lonely gods,即以孤为孤神,是误解了原文,“其实这里的神们都不孤独,不但城隍皆有夫人,即从神亦犹官衙之吏胥,徒党甚众也”,所以这里所祭祀的应该是“孤魂”(lonely spirits of the departed)。三、卜德在译本序言中,根据《紫藤馆诗草》卷首《铁狮道人传》将敦崇的去世系于宣统三年(1911),时年五十七岁。周作人指出,卜德对这份传记材料存在误读,尤为严重的是忽略了其中的一段话:“惟遇隆裕皇太后大事,成服而出,缟素二十七日。”从这段话可知,民国二年(1913)隆裕皇太后葬礼举行时,敦氏尚在,其年五十九。至于敦崇到底死于何时,周作人认为由于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存疑,但“不如译者所说死于辛亥也明甚”。
戴闻达和魏理的文章发表后,卜德很快就看到了,而周作人的文章则是由好友费正清(卜德北京留学时期的同学,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告知后才找来一读。对于中外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卜德基本都同意,但要落实这些意见,只有等待修订再版。在初版问世近三十年后,香港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推出了《燕京岁时记》英译的第二版,其后又于1968年和1987年两次重印这一版本。在为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卜德特别提到了自己早年对于敦崇死期的错误判断,他感谢周作人的指正,同时也很困惑于自己当年为什么竟然会把敦崇“因病请假就医”轻率地理解为一病不起。
可能还是由于年轻吧。1935年时的卜德毕竟还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研究生,犯一点错误在所难免。到1965年,他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教授、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但看到自己早年的译著再版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燕京岁时记》的翻译是他“第一部尝试进入汉学研究领域的著作(first book-length venture into Chinese scholarship)”。人生的第一次总是让人难忘和激动。这次最初的尝试也影响了卜德日后的研究方向。中国的节日始终是他的一个关注重点,1975年,卜德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的节日》(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在该书“前言”的一开头,卜德写道:“笔者对中国节日这个课题感兴趣已经有四十年了。笔者早在1936年就翻译过一本有关北京岁时的著作,该书写于1900年,作者是一位满族人。对该书的翻译成为笔者最早的一本著作。《古代中国的节日》一书的研究对象是二千年前汉代的节日和庆典,这一课题此前还没有人研究过。”当卜德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自己四十年前的留学生活吧。尽管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卜德的翻译进度不减,但战争的爆发无疑影响了《燕京岁时记》英译本初版的发行和销售,卜德对第二版的热情也是希望自己最初的工作成果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利用。
原载《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