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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立刻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同时美国政府也立刻发现，国务院及军方真正懂汉语和中国的专家实在少得可怜。好在国内顶尖大学中还有几位刚刚获得汉学研究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可以为国家所用。这几位年轻的学人立刻服从国家的需要，离开平静的校园，来到忙碌的华盛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政府和军方收集情报和分析战况。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批年轻学人有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芝加哥大学的柯睿哲（Edward A.Kracke）、耶鲁大学的饶大卫（David N.Row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最远的是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Taylor），他也是所有人中对日军侵华最有切身体验的人。1937—1939年他在燕京大学进修时曾因反对日军占领被短暂拘捕，出狱后他完成了《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1940年在纽约出版）一书。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后所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为控制华北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措施；为打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成立）也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戴德华利用在北京的便利以及多年的观察和资料收集，对双方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供了一幅侵略和反侵略的生动图景。1939年返回美国后他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请，参与创建远东研究所，使之很快成为美国西部东亚研究的重镇，足以和东部的几所大学相抗衡。他到华盛顿后很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日战情分析专家。
从东部几所高校来到华盛顿的这批人当中，最年轻也最忙碌的是卜德。他除了参与起草有关中国的战情报告，每逢周末还需要从华盛顿返回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参加汉语培训班的美军士兵上课。当时美国政府在东部的几所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的美军特别培训项目（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主要培训东亚语言和国情，宾大是这几所大学之一。
就汉语来说，一年的培训分为四期。前三期是密集的语言学习，上午安排大班上课，四五十人为一班，讲授语音、语法等内容；下午是小班练习，十至十二人为一班，复习上午的内容，并反复进行口语会话练习。第一、二学期的内容相对简单，到第三学期，开始使用中国的报纸作为教材，口语练习也将难度增加为唱歌和讲故事，甚至背诵中国古诗。第四学期是最高阶段，要求学生阅读短篇的文学作品，并尝试翻译成英文。与语言培训同步还教授文化课程，第一期是地理，第二期是历史，第三期是政治和社会，第四期是综合性的国情教育。一年培训下来，程度好的学生在当时的美国就可以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了。
在接受汉语培训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当中，日后最为学界所知的是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剑桥中国史》明史卷的主编），他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此后他作为情报员前往中国工作，无论是在昆明和国民党打交道，还是在张家口和共产党接触，他的汉语能力都得到了中国同行的赞赏，这显然得益于他在哈佛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后来还将这一教材长期用于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中。
在这一培训中诞生的另外一部有影响的教材是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主持编写的《报刊汉语》（Newspaper Chinese ， 194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了帮助学员更好地阅读中文报刊，顾立雅和同事发明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归纳法，效果相当不错。顾立雅最初没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加哥大学负责培训项目，1943年项目结束后他也来到了华盛顿，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返回母校。
在为国家服务方面，来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可谓捷足先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就被征召到战略情报局远东部工作，1942年9月被派往中国担任该局的驻华代表，直至1943年12月，回国后他调往陆军情报局远东部工作。在重庆一年多的时间，费正清做了不少事情。作为情报局官员，他的分内工作是搜集战时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向国内汇报。此外他还兼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驻华代表，主要工作是将中国的出版物，特别是学术出版物，拍成缩微胶片寄回国会图书馆，同时也帮助使馆向后方的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分发美国学术著作和科技文献的缩微胶片。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断，迁移到西南地区的中国学人无法接触到美国最新的学术出版物，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之余，也没有忽略文化层面的工作，特别于1942年1月在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下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Wilma C.Fairbank）成为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位雇员，结束了自己战前全职太太的生活。费正清在重庆分发的缩微胶片正是夫人在华盛顿组织人制作的，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却是文化战线上最亲密的战友。其实对于费正清来说，他本人更感兴趣的也是文化交流，通过这项工作他再次见到了自己早年在中国留学（1932—1935年）时的老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陶孟和、陈岱孙等人以及西南联大、中研院的一批学者，这批中国精英在大后方艰苦乃至贫困的生活场景让他触目惊心，并为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执着所感动。他到中国伊始便开始多方联络，促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哈佛燕京学社为这批学者提供薪金补贴，另外他说服驻昆明美军司令拨专款聘请中国教授发表讲演。除了官方途径，费正清还通过私人渠道为他们提供食品和药品，有时甚至是钢笔和手表，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一支美国派克钢笔换来的钱可以够一家人二三个月的生活支出。
在重庆费正清平时接触最多的自然还是国民党的各级官员，一年多的实地考察给他的最大感受是，国民党气数已尽，他后来在《回忆录》（Chinabound）中明确指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也正是在1943年的后期，费正清开始接触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并很快和周的助手乔冠华、龚澎成为了好朋友，乔、龚 11月结婚时，费正清特意送给新郎一套西装表示祝贺。虽然时间短暂，接触的人也不多，但费正清很快在中共党员身上觉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代表未来的力量。离开重庆时，他对中共的好感已经相当明确了，此后这种好感伴随了他的一生。
对中共抱有好感的汉学家绝不止费正清，他的老朋友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过之无不及。就在费正清1942年秋抵达重庆后不久，拉铁摩尔辞去了蒋介石顾问一职，他是1941年7月接受罗斯福总统推荐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为此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请假），主要任务是及时沟通两位元首有关战争发展的信息并提出自己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前，他多次提请罗斯福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其时罗关注的焦点是欧洲战场，特别是英国。对于蒋介石，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一样，赞成巩固国共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利用美国的援助遏制共产党，并为内战做准备。1937年拉铁摩尔曾访问过延安，见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这样的经历在当时美国学院汉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他被罗斯福选中的原因之一。1942年初，严重的痢疾迫使拉铁摩尔回美国治疗和修养，10月他返回重庆后不久就提出了辞职，因为他感到自己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有限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比任何言辞都有力地说明了中美同盟的重要性，而蒋介石让美国打败日本，自己保存实力准备打内战的态度也不是轻易能够说服的。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和宋美龄同机离开了重庆，宋此行的目的是到华盛顿展开夫人外交，拉铁摩尔则经华盛顿来到了旧金山，开始负责美国战时新闻局在太平洋战场的广播和宣传工作，他坚守这一岗位直到1945年春，此时二战已胜利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