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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由于忙于为国服务，学者们大都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藏之名山的事业只能暂时搁置。二战期间最大的汉学研究成果是一个集体项目，毕乃德、费正清等人均参与了，这就是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该书收录清代近三百年间约八百位著名人物的传略，按英译人名顺序排列，以皇太极（Abahai）开始，以颙琰（Yung-yen）收尾。人物包括帝王、后妃、文臣、武将、文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等。每篇传记末尾附资料来源，卷末附人名索引和引用文献索引。全书集当时国内外研究之大成，且引用了不少外文史料，弥补了汉满文史料的不足之处。该书分两卷，分别于1943、1944年在华盛顿出版，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书。胡适在卷首的序言中盛赞这本书，认为“作为一部近三百年的传记辞典，在目前还没有其他同类的著作（包括中文的著作在内）能像它那样内容丰富、叙述客观并且用途广泛”。二十多年后，费正清在其主编的教材《东亚的现代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书的《阅读书目》（Bibliographical Suggestions）中称《清代名人传略》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清代名人传略》的出版也为后来两部同类的传记辞典树立了榜样：四卷本的《民国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967—197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和两卷本的《明代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976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恒慕义虽然留在自己的原单位，但时刻关注战争的发展，他的另外一大贡献更加值得表彰。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为了防止日本人的劫掠，他协助中方将北图的近三千种共计两万册善本书运抵美国，并拍成缩微胶卷。这批运美进行复制的书籍包括宋、元本约两百种，明版近两千种和稿本五百余种。这些书大都是宋、元、明、清历朝内阁大库的存书，是当时北图所藏善本的精华。这批珍贵文献抵美后被拍成缩微胶片一千零七十二卷，底片存国会图书馆，复制的全套胶片则为世界各大图书馆所购买和收藏，北图作为文献的主人获赠三套。战后北图要求美方归还原物，但由于历史原因，这批文献于1964年应台湾“中央图书馆”要求运回代管，现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战期间有几位美国学人遭遇牢狱之灾，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人了。赫芙（Elizabeth Huff）是其中之一。她于193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的博士课程。1938年她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日本京都大学进修一年之后，于1940年9月来到北京留学。赫芙原计划两年后回哈佛拿学位，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她被日军拘捕，并送到恶名昭著的山东潍县集中营关押，直到1945年10月才返回北京，而回哈佛已经是1946年了。1947年她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比原定计划整整晚了五年。在赫芙之后来到中国进修的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芮沃寿（Arthur F.Wright）、芮玛丽（Mary C.Wright）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集中营不仅浪费了学者们的时间，也使他们与世隔绝，无法了解外界的信息。海陶玮还算幸运，1943年日美交换战俘时得以释放回到美国，芮沃寿、芮玛丽夫妇则更为不幸，直到二战结束才获得自由。芮沃寿回到北京后发现战争期间在北京出版了不少汉学研究成果，但因为战争这些成果不为外界所知，于是他决定写文章予以介绍。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第九卷（1947年）上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京的汉学研究》（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文章介绍了战争期间在北京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期刊论文、工具书等。论文录自在北京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中德学志》、《辅仁学志》、《汉学》、《华裔学志》等。芮沃寿在说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时说：“显而易见，战争中断了中西之间的出版物交流，使我们无法及时看到双方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西方学界了解这几年在北京的中外学者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避免重复劳动。”为达到这一目的，芮沃寿不仅给出了论著的题目，还为每一部作品做了简单的提要。举一例以明之：“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著《中国历史》（Chinas Geschichte），208页，北京法文书店1942年出版。该书是作者的讲演录，在十篇讲稿中作者考察了中国从上古到清朝灭亡的历史。附有参考文献和朝代列表。虽然该书的内容主要是面向普通读者，但对于汉学研究者来说，其中不少观点是很有意思和挑战性的。”芮沃寿原本打算给出每本书的价格，但发现不切实际而放弃了，“因为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使北京的物价每天都在变动，所以很难确保现在给出的价格会和交通、通讯恢复后的购买价格一致。”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情况的不稳定。
从芮沃寿的文章来看，战时在北京最活跃的是德国汉学家，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始至终都能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此外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放弃，他们在困境中努力坚持着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说明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进集中营固然不幸，论文丢失同样倒霉。芮沃寿的哈佛同学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是二战中经历最奇特的一位。他大学毕业进入哈佛研究院后开始钻研蒙古史，193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到北京留学，师从比利时传教士、著名蒙古学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神父。柯立夫1941年准备回哈佛执教前把写好的论文邮寄回美国，不幸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邮件遗失，只好着手重写。不可思议的是，这篇丢失的论文战后居然在日本神户找到了。与失去的相比，柯立夫得到的应该说更多，在北京期间，他在学习之余购买了大批满文、蒙文书籍和档案。当时大量的旗人家道中落，加上战事频仍，急于出手这些资料，柯立夫便利用这个机会大批廉价收购。这些资料最终归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令该馆的满文收藏居美洲之首。1942年柯立夫以重写的研究蒙古碑拓的论文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柯立夫不愧是研究中国边塞的，才有这种投笔从戎的气概。二战后他回到哈佛继续做书生，逐渐成为美国蒙古史研究的权威和奠基人。
原载《读书》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