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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对象的选择——最严苛、最无情的选择——才造就了艺术的内核。在文学中，这意味着故事，也就是情节和人物，也就是作家选择描写的人和事。
当然，对象不是艺术的唯一属性，但它是举足轻重的属性，它是一切方式的目的。然而，在很多的美学理论中，目的——也就是对象——没有被涵盖在讨论范围之内，只有方法的美学重要性得到承认。这样荒谬的二分等同于辩驳用辞藻堆砌起来的笨蛋要比一个刻画较为僵硬的女神更加美丽。我认为两者都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后者只是在美学上缺乏可圈可点之处，前者则是美学犯罪。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二分，方法和目的不是不可共存的。目的正确不能证实方法正确——在伦理学和美学中都是如此。方式正确也不能证实目的正确：伦勃朗的功力被用于画一片牛肉，我很难说这幅画作的美感能够多么登峰造极。
那幅画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在艺术和文学中讨厌的一切。七岁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那些画死鱼、垃圾箱、有着双下巴的农妇的画。现在我理解了这样的美学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我越了解它的原因，我就越憎恶它。
在艺术和文学中，目的和方法、对象和风格，必须相辅相成。
如果一个东西不值得思考，它就不值得被艺术重塑。
痛苦、疾病、灾难、邪恶，这些人类存在的负面，都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因为我们需要理解和纠正它们——但是它们不应该成为思考本身的对象。在艺术和文学中，这些负面的东西只有与正面的东西相对比，作为衬托、对照以突出正面，它们才值得被重塑——但是它们本身不是目的。
对于负面对象“慈悲”的研究如今在文坛风生水起，但这恰恰是自然主义的死胡同，它的尽头是自然主义的一座墓碑。如果这种研究的始作俑者依然坚称这些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大部分都不是真实发生的）——那么我要说，即便这些是，也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范畴，不在文学所关注的范围内。一截已经感染得面目全非的肢体在一本医学课本当中可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在艺术馆不能。感染的灵魂则是更加令人作呕的景象。
人应该享受对价值观和对善的思索——思索人的伟大、智慧、能力、美德、气魄——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思索恶的人才需要奋力辩驳；同样属于此类的还有思索中庸、无为、寡义和愚昧的事物的人。
七岁的时候，我拒绝读字里行间渗透着自然主义的儿童读物——那些关于隔壁邻居家孩子的书。那些书真是无聊得要死。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对这些人不感兴趣；所以我找不到他们在小说中能变得有意思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