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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则反驳道，“马上得到天下，又岂能在马上治理？”
陆贾便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了推行仁义的重要性，“商汤、周武王文武并用，所以国运长久；吴王夫差、智伯穷兵黩武而灭亡；秦一味严刑峻法，终致亡国。”
听罢，刘邦面有惭色，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命令陆贾着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着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
陆贾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刘邦重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虽然倡行仁义，但却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不合时宜，因而兼采众家之所长，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将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进与糅合，进而提出了更为贴近现实、更能解决问题的“无为而治”思想。
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下，陆贾认为在律法上应该“文武并用，德刑相济”，他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治”，但却要适当，做到与民休息，不干民、不扰民。因此，汉朝的《九章律》不再像“秦律”那样细致和严苛，从而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律法环境。为此，刘邦甚至在秦朝监察体系的基础上，除了中央朝廷仍由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外，废除了地方上的监御史制度，改以封国与地方互相监督，使得百姓约束大为减轻。
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汉初虽然仍然沿袭了秦朝的军功爵制，但同时为了弥补这种制度下，武官较多而文官较少，导致国家极富侵略性的缺陷，在选官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刘邦多次下达求贤令，想方设法招揽士子阶层进入朝廷，充实各级官吏队伍。
刘邦的这一通操作，不仅套用了秦朝已经实践成熟的制度，使得西汉的统治迅速得以运作，同时又分析改良了秦朝的各种不足，减轻了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得以恢复，迅速赢得了天下臣民对于朝廷的拥护。
也正因此，即便后来因为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的矛盾，仍然时常有战争爆发，但天下却并未因此再度陷入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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