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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大军消灭后秦，尽杀姚羌，关中震动，各个邻国原本都持观望态势，现在生怕下一个倒霉蛋就是自己。刚刚领教过却月阵厉害的拓跋北魏暂时是不敢对刘裕有想法了。西秦的乞伏炽磐一直与后秦为敌，骚扰后秦的西部边境，这时候拼命向刘裕示好，主动帮助晋军扫除边境上的零星叛军。西北面沮渠蒙逊的北凉原本与后秦是盟国，这时就着了慌。沮渠蒙逊手下有个叫刘祥的官员觐见他，恰好那天心情不错，被沮渠蒙逊察觉。沮渠蒙逊怒道：“你听说刘裕入关了是吧，脸色这么好！”说着就把他给斩了——焦躁之心可见一斑。
如此好的形势，继续创建新的功业并非不可能。然而，在整个晋国说一不二的刘裕，却决定撤军回建康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宋书》和《南史》的说法，是因为刘穆之病故，刘裕担心后方出乱子，不得不亲自回去；而按照《通鉴》的说法，除了刘穆之病故这一突变因素外，诸将士久战思归，不愿在长安驻留才是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两点都不怎么靠得住。
先说后方的问题，刘裕已经花了十几年的工夫，肃清了所有的反叛和异己势力，并且在各处安插自己的绝对亲信。比如建康除留守的世子刘义符外，辅佐的徐羡之、王弘，都是刘裕一手提拔起来的，其他的像徐州的刘义隆，荆州的刘道怜，不是儿子就是兄弟，而且身边都有自己的部下辅佐，十分稳固。徐羡之凡事都向长安请示虽令刘裕不满，但他完全可以从身边抽调一名得力的助手到建康替换，没有必要急着赶回去。“牵一发则动全身”，这道理刘裕不该不懂，也不会不懂。
其次，东晋将士虽说出来有一年了，却也不算太长，何况打下长安，大多数士兵都发了财，正是成家立业的好时机。长安是帝王之都，沃野千里，又易守难攻，建康在当时虽已相当繁荣，但毕竟是“蛮夷之地”，充其量陪都而已，没有道理舍本而求末。
可见史家的附会有时也十分牵强，经不起推敲。刘裕回建康的真正原因，可能在于：一、出身寒门的刘裕十几年来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已经觉得自己赚够本了。就像一个暴发户，他所在乎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其他的什么不朽功业啊、历史地位啊，显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他的最大利益，便是做正统的皇帝，一切有利于他称帝的行动，他都会去做的；二、刘裕虽有意经营关中，但未必对北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的关中已是五胡杂居之地，汉人的比例并不大，刘裕撤军时确有父老前往哭诉苦留，但那应该只是少数。祖陵尚在，人已非故，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意识下，想要处置好这么一个长安，对于出生江南的刘裕而言未免太难。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差距使刘裕放弃了仅存的一点理想。（理想抱负远大，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古往今来这本就是无数读书人最大的无奈之处，不知道是该说理想太虚无，还是现实太残酷）
崔浩和赫连勃勃，都准确地认识到了这两点。前者劝拓跋嗣按兵以观其变，后者则一面受降东晋还来不及到达的后秦岭北诸镇，一面厉兵秣马，一俟刘裕东归，便挥师南下。
刘裕在长安呆了三个月，就开路走人。他封自己的次子、年仅十二岁的刘义真为雍、秦二州刺史，留守长安；王镇恶在伐秦大战中功劳最大，封为安西司马、冯翊太守，与刘裕的参军王修共同在长安辅佐刘义真。另外刘裕还留下了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等人，处理军务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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