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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是，凡女主当政，几乎无一例外必有秽史。汉人政权中有西汉吕后、唐代武则天、韦后，胡人政权中则有大辽萧太后、大清慈禧太后，这些女性无论成败，她们的私生活总是最为后人诟病的一部分内容。文明冯太后当然没有任何例外的理由。
封建统治者出于男权的传统意识，对于太后当政的现象一直是极力压制的。拓跋珪为了防止皇权旁落，首创了“子贵母死”的规定，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魏惟有的两次太后当政，对于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前一次直接导致了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汉化，后一次则直接导致了其政权的衰亡和分裂。半个多世纪前的拓跋珪定不会对后事预料得如此深远。
诚然，在男权社会中，一位女性为了维护她的统治，必然会得罪一批人，伤害到一批人的利益，其中的行为，未必全对，也未必全错；诚然，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她与男性统治者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需求，男性皇帝可有佳丽三千，她为什么就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呢。关于那些非议与苛责，我们在后面也会陆续提到，不过我们更关心的一点是，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的皇太后，究竟做出了哪些改变后世的大事，或者说，她当政期间，究竟对北魏政权做出了哪些所谓的贡献。
事实是，文明冯太后当政期间所能完成的，竟有许多是她的男性前辈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北魏立国将近一百年，终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了。
首先是拓展疆域。
我们不该忘记，将魏国的南部边境从黄河流域推进到淮水流域，是从拓跋嗣时代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拓跋嗣的南征因为过分侧重于攻城，而收效甚微；拓跋焘的南征，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同时也缺乏攻城的信心，虽然饮马长江，仍然不能取得淮水流域的一寸土地；文成帝拓跋濬罢兵多年，只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更是难以单方面改变现状。冯太后掌权，对南朝实现了划淮而治，虽拜刘宋内乱所赐，却也有北魏用兵的功劳。
刘宋在淮水以北的重镇，主要是两座，东面是彭城，西面是悬瓠，以往的北伐，宋军都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刘子勋之乱平定后，淮南重镇寿阳也很快被平定。原本拥护刘子勋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汝南太守常珍奇在悬瓠，害怕朝廷秋后算账，向北魏献城投降。（这是宋明帝刘彧在政治上出的最大的败招，前部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详述）
北魏派来接收徐州的将军尉元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软硬兼施，击退了宋国的军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刘宋在彭城与悬瓠以北虽然还有青、冀、兖州的数十座城池，但它们与南面的联络已经被掐断，不再可能自守，加之内部自相残杀，守将们只得向尉元投降。
刘彧对于自己错误的决策后悔不已，他可不愿意轻易失去淮北诸郡。投降北魏的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在朝中为将，刘彧就派他与辅国将军刘怀珍带着诏书，率马步军三千，北上青州说降沈文秀。
刘怀珍对手下将士说：“沈文秀虽想以青州归降索虏，齐地（即今天的山东）一带的民众岂会心甘情愿左衽（即穿胡人的衣服）呢！如今我们大军向前，应向各地宣扬威德，必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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