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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的北伐,一共有两次,前一次伐南燕,后一次伐后秦,这是东晋灭亡前的最后两次北伐,也是十六国末期南方政权的两次比较精彩的“演出”。关于这两次北伐的详情,理论上应该属于十六国历史的部分,有兴趣的可以参读《纵横十六国》中相关段落比较详尽的介绍。
两次北伐颇有些相似之处,比如都灭亡了讨伐的目标,取胜后不久刘裕就都因为后方的问题而回师建康,没能再继续扩大战果。不同的是,南燕离东晋的统治中心较近,得到的领土比较容易守住;后秦离统治中心较远,又被充斥狄、戎之风的各小国包围,其领土很快就被北方各国重新占据。
仔细推敲起来,刘裕的北伐实际上是捡“软柿子”捏。南燕和后秦的建立者虽是叱咤十六国的慕容氏和姚氏,但到了刘裕掌权的时代早已今不如昔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类似,都是年轻的国君刚登基不久,内部人心不定,国势日蹙,早晚是他人口中的肥肉。北魏对于关东的二燕早有吞并之意,只是一时腾不出手;至于关中,那更是群狼争食,英雄必争之地。刘裕能灭掉这两个国家,最关键的一点是时机把握得好,军事策略还在其次。刘裕在军事上的成就,与曹操大致相仿:曹操是统一了北方,消灭了除刘备和孙权以外的其他军阀;刘裕则是统一了南方,消灭了除北魏与夏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割据势力。刘裕的政治能力在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流,但却比曹操略逊一筹。最明显的一点,他对于事态形势的预判性,常常显得滞后,比如在讨伐南燕的同时,没能先消灭搅局的卢循,也未曾想到此人能够乘着东晋后方空虚之机,把它的腹地捣得几乎稀巴烂。
刘裕的误判,尚情有可原,他无法料到这流窜一方的“蟊贼”身边竟有牛人,向卢循献了不少理论上切实可行、同时也被事实证明十分有效的计策。若不是卢循贻误战机,可能东晋之后的历史又会改写。
这位牛人便是卢循手下的名将,说出了“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这样豪言壮语的徐道覆。
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领兵伐燕,围困南燕都城广固数月,南方兵力严重空虚。徐道覆认定有机可乘,便给卢循写信,劝他北上攻打建康,卢循不听。徐道覆心中着急呀,就从自己所驻的始兴亲自跑到番禺,面见卢循,说:“咱们呆在这鸟不拉屎的岭南(东晋时期,两广一带仍然是地广人稀,加之丘陵众多,交通不便,一向被人鄙视为蛮荒之地),哪里是个正理,只不过是刘裕那家伙实在厉害,咱们打不过呀。现在正好他在打攻坚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们若能抓住这个机会出兵,留在南方的何无忌、刘毅等人哪里是咱们的对手,取之易如反掌。要是错失良机,在这里苟且偷安,等刘裕破了燕国,休整兵众,不出两年,肯定会来打将军您。到时候他亲自前来,即使将军英明神武,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攻下晋国的都城,才是根本之计。刘裕再想回来援救,可就无能为力了。”一席话说得还做着“偏安梦”的卢循茅塞顿开,点头称是。
于是,卢循在次年与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北上进攻建康。东路军由徐道覆指挥,顺赣水而下,攻打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诸郡。西路军则由卢循指挥,攻打长沙等郡。东晋各郡的守相都不作抵抗,望风而逃。卢循的两路军进兵顺利,所向无敌。
东晋朝廷还没得到刘裕的战报,却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形势危急之下只得征召刘裕回兵。这时徐道覆的军队已经开到了豫章附近,在倒桓之战中立下大功的何无忌此时正驻守寻阳,不知为何忽然急着要迎战(也许是要和刘裕抢功吧,刘裕战功显赫,朝中嫉恨他,不服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左右都劝他固守寻阳、豫章,以逸待劳,他执意不听,结果在豫章城外与徐道覆的水军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