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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之一。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这本代表作时说：“听说一直到现在在西方各大学中，讲中国哲学史的，都还以这部书为依据。这是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外文的《中国哲学史》出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页）冯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离《中国哲学史》上册英文本问世（1937年）已将近半个世纪了。
<h3>一</h3>
冯著《中国哲学史》分上下册，上册（《子学时代》）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1934年上册和下册（《经学时代》）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随着英译本的出现，它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
冯著上册的英译本于1937年由北京的法文书店出版（195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下册的英译本195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两册的出版时间相隔如此之长，主要是由于战争和动荡的政治局势。英译者是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
卜德于1930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他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到北京进修，从此在北京度过了六年时光。卜德进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国哲学史，所以一到北京就去拜访冯友兰并在清华旁听他的相关课程。冯先生回忆说：“我在清华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卜德，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他的名字挂在燕京，但是来清华听我的课。那时候，《中国哲学史》上册，已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卜德向我建议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请我看他的翻译稿子。他翻译完一章，就把稿子给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册都翻完了。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Henri Vetch（魏智）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贩卖西方新书的书店，名叫‘法国书店’。他听到卜德有一部稿子，提议由他用法文书店的名义在北京出版。卜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于1937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卜德的译序写于1937年5月18日，离卢沟桥事变不到两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向内地迁移，卜德则返回美国，下册的翻译工作只得高高挂起。
抗战胜利后，机会来了。冯先生回忆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卜德的来信说，他现在美国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向洛氏基金请到一笔款子，算是捐给这个大学。这个大学用这笔款请我于1946年去当个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的第二部分。我答应了，于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翻译工作。……到1947年暑假，卜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翻译工作又一次中断。
好在1948年秋卜德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了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一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时代，冯友兰和卜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卜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西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按：应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页）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到1973年已经印刷了7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书也有命运。至于人的命运，则更是风云莫测。1978年10月，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卜德是成员之一，据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记载，“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要求，但冯从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直到1980年代冯友兰走出“文革”阴影，两位合作者才于隔绝三十年后再次见面。
<h3>二</h3>
《中国哲学史》本来是为中国学人而写的专著，现在要翻译成英文，内容宜乎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