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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二世身后留下的拜占庭可谓无限辉煌，帝国疆土西起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没有任何一个西欧或中东的国家可与之相比，帝国通行的金币诺米斯马同时也是贸易活动中所流通的标准货币，已经流通了数世纪之久，伊斯兰敌人对帝国的威势闻风丧胆。欧洲的基督教力量寻找到了最为强大的保护者，不止一位德意志皇帝来到帝国边境所至之地南意大利，在此寻求庇护，巩固自己的头衔。128那些从西欧旅行来到帝国市场或城市中的人发现了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世纪的欧洲深陷封建主义的泥潭，大部分人都在贫困的枷锁中挣扎，不得脱身。农民毕生都在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用来“治愈”疾病的药品通常与疾病同样致命。穷人以极为粗糙的食物勉强充饥，包括黑面包和奶酪，活到35岁已经堪称长寿。不同城市间的交流十分迟滞，旅途充满危险，读书写字也仅仅是权贵的特权。教会能够提供一部分教育机会，但寻找一位能够识文断字的神职人员也十分困难。
在东方，情况则正好相反，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人口呈爆发之势迅速增长，饥荒似乎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人们为了四处可见的财富机遇而欣喜若狂，街上随处可见有人乘轿而行，到处都是人们所捐赠的华丽公共建筑，时而有人在公共大道上热火朝天地进行马球游戏。空气中好似充满了自信昂扬的气氛，这种氛围四处传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罗斯人为帝国的文化带来了多样性，使其更加丰富多彩，然而整个社会及教会从未达成统一的关系。曾经让教会最为困扰的异端邪说——偶像破坏主义已经沉寂了近两个世纪，教会和国家此时正应该发挥团结一致的精神。教育再一次成了具有野心的年轻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成为帝国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直以来，拜占庭对于古代世界的异教经典都抱有一种谨慎的崇敬态度，但随着异教崇拜消亡日久，再也无法构成任何威胁，社会上再次兴起了对于世俗典籍的推崇。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在帝国上下全面复兴，学者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古代世界的学术风格。古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的复制本开始得到极高的评价，神职人员和世俗之人竞相开始复制那些辉煌灿烂的历史巨著。这也是整个帝国所能遗留给子孙后代的最为珍贵的宝藏之一。自从纸莎草的原产地埃及脱离了帝国的掌控，那些支离破碎的古代手稿便被誊抄在更加坚固耐用且方便的羊皮纸上。这种转变确保了这些古代文献得以流传下来。尽管随着帝国崩溃而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的希腊古典文献都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拜占庭复制本。
自然，历任皇帝也有权使用那些无与伦比的帝国图书馆，但如今他们开始将提升帝国的学院教育水准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到了巴西尔二世去世的时代，君士坦丁堡成为杰出诗人、法官、历史学家的摇篮——文人墨客众星云集的风云之地，直到文艺复兴迈入尾声，始终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遗憾的是，巴西尔二世并未留下任何具备资格的人来继承如此绚烂的遗产，然而对于整个拜占庭帝国而言，不幸的是文化上的繁荣曾经为帝国带来如此辉煌、智慧的人才群体，但也同样使它的帝国朝廷陷入了自大和孤立的泥潭，这些人认为自己能力卓越，比帝国上下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统治国家。巴西尔的逝世不幸让权力落入了这些人手中，他们蓄谋选择那些为人软弱、缺乏气概的人当皇帝，相比全心全意增强国家实力，这些人显然更在意自己手中攫取的权力。足够讽刺的是，通过目光短浅的手段，选择平庸之人继承皇位，这一切最终导致权力阶级自食其果。繁重的赋税再一次对穷人造成了沉重的压迫，却丝毫无法动摇富人的地位，马其顿王朝的土地法遭到摒弃，农民阶级不得不仰仗掠夺成性的权贵度日。富人阶级十分迅速地占据了规模巨大的土地，将其划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他们与朝廷的权力阶级勾结，保证自己可以逃避税务负担。那些愚蠢的皇帝面对权力日益膨胀、独自为政的贵族统治，如今陷入资金严重短缺的境地，而帝国金币的贬值又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帝国近700年来始终极力避免的问题。货币的价值日益下挫，导致通货膨胀逐渐失控，拜占庭的声望也随着各国商人逐渐放弃使用这种低价值货币而一落千丈。
小农阶级显然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沦落为农奴。因为那些在军队退役的老兵逐渐无力耕种，整个农民-士兵的体系濒临崩溃。129拜占庭军队如今实力被严重削弱，被迫依靠外来雇佣兵，重要的军事命令通常受到错误的政治任命影响。外国的战争和政治混乱正如一记重锤，让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深的危机，帝国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同时遭遇了十分沉重的打击。在短短50年的时间内，帝国接连遭受了两个十分沉重的悲剧打击，国力严重衰弱，根基也逐渐动摇。虽然帝国此后又延续了四个世纪之久，然而再也未能从这两次接踵而至的灾难性打击中恢复过来。
第一个，也是最为骇人的打击在公元1054年降临，严重地破坏了帝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系。这一年全面爆发的危机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也最终将帝国引入了战争的深渊。在基督教统一的表象之下，古老的罗马帝国隐藏着深刻的分歧，东、西双方已经陷入分裂境地达数世纪之久。在基督教会五大教区之中，东方拥有其中四个，长久以来纷争不息使得教会的权力很难得到统一。君士坦丁堡牧首或许是最为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但他也是五位牧首中最为年轻的一位，安条克、亚历山大城及耶路撒冷更为年长，也更加具有声望的其他牧首不顾一切地捍卫着他们权力的独立性。重要的决策通过公会议决定，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在会议上教会上下所有人都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西方，罗马是唯一的主教区，罗马教宗逐渐厌倦了来自东方的无休止的投机行为和异端邪说，因此逐渐开始自视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者。毕竟，难道不是耶稣基督本人“手执天堂之门的钥匙”，将其交给圣伯多禄——世间的第一位教皇，同时教导他“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之上”的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按照东方人的观点，教皇不仅仅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而且还是教会无可争辩的领导者。
顽固的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致函教皇利奥九世，并在信中称呼对方为“兄弟”而非“圣父”，并且因为对方在《尼西亚信经》中添加了“和子说”（filioque）一词而指责对方为叛徒犹大。这是一个相当古老——抑或过激的争论，数代以来始终导致东西双方无法达成统一。根据《信经》最为原始的版本基督教的核心文本，圣灵是由圣父而出。因此这一信条在过去的六个世纪之中一直延续下来，直到“filioque”一词由西班牙教会添加至《信经》中，尝试向他们信奉阿里乌派的西哥特大领主强调基督自身的神性。诚然，东方的教会能够理解西班牙教会添加的内容所体现的精神，毕竟，双方曾经站在同一立场对抗阿里乌派，但在他们看来，只有全体大公会议才有权力决定修改《信经》的内容，这种对《信经》的任意修改不啻邪恶的异端邪说，当教皇公开认可这一内容时，东方教会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130《圣经》经文大部分对三位一体的内容并无十分明确的记载，导致双方的纷争根本找不到合理的途径去解决。东西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互不相让，如今牧首写给教皇的信件无疑彻底断绝了教会统一的可能，双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彻底暴露在整个世界面前。131
正在矛盾愈加激化的时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邀请教皇派遣使节前来君士坦丁堡，商讨关于军事上双方合作抗敌的大计。教皇接受了皇帝的邀请，但十分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位极端反对希腊宗教礼仪的红衣主教亨伯特作为自己的全权特使。亨伯特抵达了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受到对方攻击侮辱的准备，当他深深厌恶的牧首凯鲁拉里乌斯拒绝与他会面时，红衣主教感到合适的时机来临了。长期以来，亨伯特都深深厌恶这里油腻的希腊食物、四面透风的建筑以及寒酸的待客之道，他长久以来花了大量时间去严格矫正东方教会的习气，例如，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以及在大斋期之中食用肉类。当4月底传来教皇去世的消息时，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亨伯特曾经拥有的一部分权力就此遭到剥夺，这导致他的全部使命失去了意义。他要求与牧首进行一次会面，请求牧首能够允许他踏上归途，但凯鲁拉里乌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令极度愤怒的亨伯特处于实质上的软禁之下。两个月内，这位教皇特使在君士坦丁堡暴跳如雷，然而到了1054年7月16日，他感到自己将会陷在困境中永无出头之日，因此选择彻底结束这一切。亨伯特前往圣索非亚大教堂，态度庄严地将一封绝罚（逐出教会）的公告放置在最高的祭坛之上。然后他转过身，象征性地抖掉鞋上沾染的灰尘，离开了教堂，并发誓再也不会踏入此地一步。在如此情势危急的时刻，这样的举动无疑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并且将会导致事态彻底僵化。基督教世界从此再也未能团结一致，而一位已经去世的教皇的代表的不满对权力阶级根本无法带来多大的打击。
几星期之后，牧首便以牙还牙，召开公会议对西方予以同样的绝罚处置。东西双方都希望另一方能够做出让步，但此时已经太迟了——双方的关系已经永远地破裂，无法挽回。教皇坚持拉丁教会是“天主教的”或“普世教会”，而牧首则同一时刻做出正式声明，宣称希腊教会为“东正教的”或“真正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