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勋业与行藏评狄百瑞《儒家的困境》
顾钧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启明小说www.qmxs.net），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哪本书比《论语》影响更大了。《论语》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在于它建立了什么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在于它通过记述孔子的言行，展现了一个动人的君子形象。
“君子”的原意是指世袭贵族中的一员，但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它转而指称那些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为公众服务的人；也就是说，此时的君子已从家世出身高贵的人转换为品德趣味高尚的人。《论语》中无论是孔子对自己还是他人对孔子的描述，都是使用这一后起的意义。
在整部《论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是仁、礼、学。“仁”代表完美的品德，是作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礼”代表正确的行为方式，“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学”最好理解，就是指治学、博学——孔子早在十五岁就“志于学”（《为政》），一直到老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很难想象一个道德高尚、举止得体、学富五车的君子会无所作为，实际上，孔子虽然口头上说“人不知而不愠”（《学而》），内心却不甘于籍籍无名。他一生都在为政治、学术和教育事业奔忙，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忙。在这三项事业中，孔子最为看重的无疑是政治，然而他最不得意的也正在政治。儒家色彩最为浓厚的伟大诗人杜甫叹息说：“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江上》）从孔夫子的身上，我们不是很早就能看出儒家的困境吗？
美国学者狄百瑞（Wm.T.de Bary）是当今西方世界研究儒家思想的权威，他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早已翻译成中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学术界所推重。他在该书中分析各个时期儒家文明贡献的同时，也对其困境做出了简要深入的探讨，如在剖析董仲舒的两难处境时他写道：“儒家不对当权的人进行教育或劝告，就不能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儒家学者若不冒险赋予一个其行为他最多只能是影响而不能控制的统治者以某种合法性，就做不到这一点”（中文版17页），可谓一针见血。最近面世的《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一书，则是他对儒家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更为全面细致的讨论，读后使人深受启发。
在狄百瑞看来，作为学者和官员的儒家文人可以拥有忠心耿耿的学生，可以赢得学术同行的崇拜，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政绩得到当地百姓的赞赏，但是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上却很难有大的作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狄百瑞指出：“儒家真正的弱点似乎不在于他们的主张以失败告终，而是在于他们无意于或者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水平、历史和礼仪知识以及儒家高尚的道德观，为官僚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个别和短暂的时候，在面对政权以及任何能在朝廷上控制政权的人时，儒家学者是势单力薄的个体，背后缺乏有组织的政党的支持或者积极拥护儒家的人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体制上的弱点、高度的依赖性以及个体在仕途中的极端不稳定的处境，所以儒家在中华帝国政治中的特征是‘儒’（柔弱之士）。”（中文版59页）也就是说，儒家作为个体虽然很优秀，但却不善于发挥集体和体制的力量，到了关键的时候，难以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儒家君子经常不得不单枪匹马面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独自应对帝国官僚体系的复杂、僵化或派系内讧。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成为成功实现高尚目标的政治家。
狄百瑞从1930年代开始研究儒学，当时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儒学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课题”（《前言》），而到他写作《儒家的困境》的1991年，儒学已经复活为西方道德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无论出发点是历史的考察，还是现实的关怀，人们都希望从古老的儒学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狄百瑞这本书的主要着眼点是历史，但他也偶尔谈及现实，他认为儒家君子所体现的三种主要价值中，“仁”和“学”还能在当今世界找到一席之地，而“礼”在工业化时代零碎的情感和忙碌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挽回消亡的命运——三个支撑点中失去了一个，儒学的生命力和走向问题就很值得关注。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儒学越来越热，各种讨论《论语》的书也不断涌现，有时甚至炙手可热。在这样的环境下，译介一些国外研究儒学的经典著作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听到另一种声音，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狄百瑞这本书在方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比较，将儒家的君子和希伯来的先知进行比较，并进而指出他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在《圣经》中，先知只是上帝的传声筒，上帝通过他与自己的子民对话；而对于儒家来说，是“天不言”，“圣人代天言”，这无疑更具有人文精神，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君子背上了一个沉重得多的道德负担，“儒家思想把以色列先知放在整个民族身上的所有重担都抛给了君子一人”，君子之所以要不断地（甚至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地）去劝告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孔孟二人让君子与统治者共同为百姓的苦难负责。”（中文版27页）由此可见，君子比先知要难做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句话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