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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若从全局来看，高俨发动的这场政变的成功与否，对于北齐的影响都不会很大。高俨不但没有像他的父亲武成帝所夸赞的那样，在政变中表现出任何过人之处，甚至比略显木讷的哥哥高纬，都有所不如，说句最起码的，他连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仓促行动，即使能侥幸夺位，也不过是个“高纬第二”罢了。
要知道，同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一场政变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
尽管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明帝在遗诏中评价宇文邕：“光耀宇文家族的，必是此人。”），但是内向沉静的宇文邕刚继位时，看起来只想做一个听话的傀儡。他的新年号是“保定”，显得比明帝的“武成”要谦卑得多；同时，他也一改以前两位兄长的作风，不仅丝毫不与宇文护争权，而且把大事小事通通交付给宇文护。以前说过，北周实行六卿制度，虽说有高低之分（天官冢宰一般相当于丞相，职位最高），但在理论架构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是平等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保定元年，周武帝下了一道命令，其余五府由天官宇文护总管，就改变了以往的架构，使得宇文护实质上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周武帝的彻底放权，既是对自身的保护措施，也是稳定住国家大局的必要手段。与北齐方面鲜卑勋贵与关东门阀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不同，北周的派系矛盾，主要是军事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及军事小集团内部的矛盾，前者的表现以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为典型，后者则表现为两任皇帝（及天王）先后与宇文护的明斗暗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年轻的周武帝认识到，在当时的实力背景下，搞流血的冲突政变是行不通的，从整个关陇集团的大局着眼，对于宇文护一时的跋扈，必须采取隐忍的态度。（西魏-北周在宇文泰的经营下，多个小集团形成了关陇集团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利益体，而北齐始终存在两大势均力敌的利益体对立，相比而言，宇文泰的政策的确高明）
如果说之前的例子还不够深刻的话，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梁国公侯莫陈崇被逼自杀事件再次证明了武帝的明智。
侯莫陈崇是六柱国的最末一位，也是贺拔岳系统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宇文护诛杀赵贵后，为了安抚侯莫陈崇，对他恩赐有加，从宇文泰时期的大司空（冬官，六卿之末）不断提升到大宗伯（春官，六卿第三位）和大司徒（地官，仅次于天官大冢宰），但侯莫陈崇不为所动。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侯莫陈崇陪同周武帝巡视原州，武帝突然半夜返回长安，人们都觉得奇怪。侯莫陈崇对手下亲信说：“我以前听算命的人说呀，晋国公（宇文护）恐怕熬不过今年。皇上的车驾连夜还京，肯定是晋国公死了。”
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侯莫陈崇早对宇文护心怀不满，曾经请算命先生预测宇文护的死期；另外，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这算命从来就是扯淡的骗人把戏。宇文护活得好好的，周武帝不过是因为有紧急事务，才提前赶回长安。
侯莫陈崇的私语太惊人，很快就传开了。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在大殿上召集诸位公卿，斥责侯莫陈崇散布谣言，侯莫陈崇惶恐不已，叩头谢罪。宇文护不依不挠，当夜便领兵冲进侯莫陈崇的府第，逼令他自杀。侯莫陈崇一代勇士，落得如此下场。
周武帝的表现，很值得回味。他当然不是甘受宇文护摆布，但他也明白，只在表面上做出无心权力的样子，并不能完全放松宇文护的警惕（宇文护有了两次前车之鉴，对皇帝的防备与警惕自不待言），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讨好宇文护，反复发出一个信号——“我不是威胁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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