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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的这一套是跟南朝学的,只是进行了简化。南朝权臣篡位,一般分四步走:一、加殊礼;二、封公爵,备九锡,位在诸侯王之上;三、进位王爵;四、旧帝禅位。宋、齐、梁以来的三朝,无不如此。高澄一步到位的进王爵与加殊礼,是对前三步的合并。可见高氏一家虽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澄本人也被侯景蔑称为“鲜卑小儿”,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到很深的汉文化影响的。
按理说,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准备做皇帝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讲述变故之前,先得说说高澄在东魏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
高澄对于老爹留下的遗产,很不以为然。高欢手下有四个没人敢惹的重臣,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前两位是高欢的旧友死党,后两位是高欢的亲戚。这四位在朝中共事,人称“四贵”(南北朝时代凑个“四贵”也算时髦的玩意,刘宋末年就有以萧道成为首的“四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四大恶人的“美称”,东魏一朝也给学来了),权倾朝野,为非作歹,贪赃枉法,自不待说。高澄看不惯这些人,但他不是什么嫉恶如仇,不过是出于自己横行霸道,又不许别人作威作福的心理。高欢晚年身居晋阳,把朝政交给邺城的高澄打理,高澄第一个拿孙腾出气。一次孙腾进见高澄,因为态度不好,礼数不周,高澄立即命左右随从一把将孙老头从坐床(即胡床,小板凳,也叫马扎)上揪下来,举着刀环猛敲脑袋,然后推到大门外去罚站。高欢不教训儿子,反跟众臣说:“我儿子长大了,脾气不好,诸公请务必躲着点儿。”
高澄更嚣张了,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当年高仲密叛变,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做了御史中尉,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私德很差,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下了监狱。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大王给我一辆车子,一头牛犊,如今牛犊死了,牛角我还留着,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高欢念及旧友之情,给高澄写信求情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你得对他宽大处理。”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而是骑着大马,把他押到街上,卸去枷锁,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口中嘀咕:“是不是要杀我了?”没想到是当场释放,当然,官是没的做了。
高欢死后,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
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孝静帝兴办法会,他一路上手持香炉,步行跟从,屏息弯腰,察言观色,举止小心谨慎。一句话,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孝静帝呢,年纪还轻,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
高澄一上台,就把中兵参军崔季舒(崔季舒与崔暹同宗,比崔暹大一辈)安插在孝静帝身边,定期与崔季舒通信,把孝静帝称为痴人:“痴人最近怎么样了?痴呆的程度是否有变化?”
孝静帝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史载他喜好文学,长于诗赋,仪表堂堂,力大无穷,射无不中,颇有其曾祖父魏孝文帝的遗风。高欢比他大一辈,相当于长者,管着他于情于理还能接受,现在的高澄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少的年轻人,这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特别“监护”,他哪受得了,矛盾冲突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