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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血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