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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她需要的，是那双在安娜·克里格建议下买的山地靴。到酒店的路，对寒夜里一个穿着网球鞋不穿袜子的歇斯底里的行人来说，是危机四伏的。坚强的安娜·克里格会做好准备：背包、水、手电筒、面包、鱼干、坚果。克里斯廷的厨艺就是向她学的。那时她们都是驻德美国士兵的妻子。安娜还不到二十岁，总在军人合作社买东西，很擅长做新鲜蔬菜，各种土豆，还有海鲜，尤其擅长做诱人的甜点。烹饪课和啤酒让每晚都变得愉快，延缓了克里斯廷婚姻的破裂，让它变得像营房一般荒芜。作为友谊的回报，克里斯廷答应有一天要和安娜一起去登山。她买了安娜推荐的好靴子和背包，在某天清晨和她一起出发了。还没走到一半，克里斯廷就停下，央求着取消旅行，搭车回营地。她的脚像被火烧一样，她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安娜露出一脸非常失望的表情，但也表示理解。“可怜娇气的美国人啊，既没体力，又没毅力。”她们一言不发地回去了。
克里斯廷一开门，就发现厄尔尼正被上士的老婆搂在怀里。她本想一脚踹向他的光屁股，但是脚太疼，于是她将就着拿了六瓶啤酒，飞快地一瓶接一瓶砸在他头上。
为了这个刚刚取消种族隔离的军队里其他妻子的利益和士气，她觉得有必要装作忌妒又愤怒的样子。但她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愕。真不明白厄尔尼·侯德以为他自己是谁，不就是个衣衫褴褛的上等兵嘛，用他的忠诚、一身制服和逃去另一个国家的机会，换得了她美丽高贵的自我。她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带上背包、厨艺和山地靴。她从艾德尔怀尔德给母亲打电话。梅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很欣慰，但对于她要不要回丝克镇态度暧昧。她东拉西扯地啰嗦着，似乎对克里斯廷的处境并不关心，只是念叨着那个“乡下婆娘”和一辆被烧掉的“自由”公共汽车。显然是在警告她别回去。
梅描述的气氛如此阴冷压抑，克里斯廷犹豫了。差不多在街头（公共汽车站也许算不得街头）睡了两天，又被基督教女青年会打发走之后，她住进了一座菲利丝·惠特利（菲利丝·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3-1784），美国第一位黑人女诗人。以她名字命名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救助贫困妇女，尤其是从南方移民北方的无业黑人妇女。）救助站。她离开时，这个国家是那么欢乐自信，如今却沉浸在对红色威胁和黑名单的恐惧中（暗指战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凭长相，她找到了一份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工作，直到他们发现她会做菜。那是一片友好的街区，她在那里笑看着顾客们抢免费食物，花了好多年一边躲避和欺骗梅，一边寻找丈夫。她找到了三个丈夫，不过都不是自己的。然后她遇到了果子。那时她已经流言缠身，让她厌烦。流言也牵扯进了老板、老板娘、收银员，还有快餐厨师。无端的恶意，还有跟那些与自己有关系的已婚男人的交谈，都让她感到很累。她其实并不在乎他有没有和妻子分开，有没有和他孩子的母亲一起睡，给她的圣诞礼物够不够好。只是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因此除了喜欢的明证和分手的威胁之外，也没什么话题好谈。那是生活的轮廓，那是餐巾纸上还没有填上颜色的涂鸦，让她远离梅所描述的那个家。在那种无意义的生活中，果子来了，背着帆布包，穿着熨得笔挺的工装衬衫。
“别把肉藏在下面。我想看清楚我吃的是什么。”克里斯廷停住了在肉上浇红酱汁的手，讶异于他的清晰。之后她发现那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天赋。当她听他说话时，一切都在一瞬间变得如此清晰。于是她陪伴了他九年。他骨架宽大，感情强烈，有一双美丽的大手和迷人的声音。他让世界在她面前清晰起来。她的爷爷（资产阶级叛徒）；她母亲（奴隶）；留心（农村野心家）；厄尔尼（叛徒）。他们都是马尔科姆·X所说的那种“木鱼脑子”，这个词浸饱了尖酸。然后他列出她的职责。为了弥补她的浅色皮肤、灰眼睛，还有丝一般致命的秀发，克里斯廷成了一个忠实的伴侣，非常配合，乐于服务。她改穿“祖国”式的服装，把说出的话变成尖锐的口号，随身带着刀自卫，把那不像黑人的头发藏进精致的盖丽头巾（黑人妇女的一种头巾。）里。她戴着贝壳耳环，坐下时再也不交叠双腿。
她害怕自己会让这样一个男人失望，这个狂热、清高、严格的男人，也害怕他会待她如粪土一样，但这种害怕从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果子喜欢粪土。在他眼里，泥土、大地和庄稼是他和她之间的浪漫。如果有一个农场，他说，就可以做我们的基地了。克里斯廷也同意。不过事态变化迅速，钱（筹来的、骗来的、敲诈来的）需要用在别的更紧急的事情上。
全国上下到处都有沉睡的街区需要唤醒，到处都有麻木的年轻人需要关注。山地靴在游行时穿得越来越合脚，背包在静坐时让她倚靠。火热的兴奋感与目标鼓舞了她；克里斯廷的小虚荣变成了种族合法性，她行动力的天赋变成了勇气。现在她已经不记得那些争吵了：众多告密者，脏钱，是随机行动还是长远计划，是地下活动还是利用媒体。他们一伙有十七个人——十一个黑人，六个白人，是提尔案（即艾米特· 提尔一案，见113 页注释②。同年进行的审判中，两位被告被判决无罪。）之后成立的秘密组织。独立，自治，只有在评估过某一行动具有足够影响后才和其他组织合作。她热爱这份工作，喜欢这种严肃的感觉，并且全然委身于果子。和他在一起，她不再是碍事的人，她是自己人。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是有价值的。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深植下的急切意识到一九六五年开了花，在一九六八年愤怒地成熟了。到了一九七○年，被一系列葬礼搞得元气大伤后，在她眼里活动已经衰弱了。妮娜·西蒙（妮娜· 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黑人女歌手，作曲家，民权运动期间创作了大量反映黑人不平等境遇的歌曲。）延缓了结束的步调。那声音让女性的降服变得重要，用浪漫磨钝了罪行。因此当结束来临时，倒显得难以辨认。轻轻地，静静地，无关紧要地冲一下马桶。又一次例行堕胎，七次中的最后一次。她站起来，扳了一下手柄，转身去看那旋涡。在那里，一团模糊的红色血块中，她觉得她看见了一个轮廓。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那断无可能的形象浮了上来。克里斯廷洗了澡，回到床上。她向来对堕胎无动于衷，觉得那让约束她的链条又少了一环。况且她不想做母亲，永远不想。此外，没有人阻止她，也没有人建议她做别的选择——革命需要的是男人，不是父亲。因此这第七次的干预一点都没让她苦恼。尽管她觉得红如覆盆子的一团中那未出世的眼睛是她想象出来的，可她偶尔还是会想，那如此安静而好奇地向上看着她的会是谁。最古怪的时候——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和一个因为孩子死在枪下而哭泣的母亲在一起；或是给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发矿泉水和葡萄干——那只模糊的眼睛又在那里了，安然盘踞在满是警察与眼泪的混乱中。她如果再仔细一点，也许可以拖延，甚至阻止，那真正的结束。但是她爷爷死了。果子劝她回去参加葬礼（家人终归是家人，他微笑着说，即使他们是政治白痴）。克里斯廷犹豫了。回去的话她就要遇见杀气腾腾的留心，她母亲也会和她继续争论政治，就像她们时断时续在电话中那样尖叫着互相指责：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安静了三百年还不够吗？我们会失去一切的！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砰！！！！挂了。
他死了。那个恶心的人，他让她知道了什么是龌龊，还怪在她头上。
他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把大权交给自己的玩伴。
他死了。嗯，挺好。她要去看看他留下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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