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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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关于中国与西方,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历史进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体制,双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异点。主要者,如宗教一项。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即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为西方社会一指导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纪,基督教信仰,虽渐趋微,但仍有其一份潜势力存在。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并未产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远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兴起,刷新加强封建制度。在那时,中国已形成一统一局面,但只可称为封建的统一,与秦汉以下之郡县统一有所不同。其时有周公制礼作乐,用为西周王朝指导统治封建诸侯之最高规范。下到春秋时代,先则王室衰微,继之则齐、晋霸业亦复不振,礼崩乐坏,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终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国贤君卿大夫,接迹而兴,那时的贵族阶级,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礼乐熏陶,表现出一种极深的文化修养。换言之,乃是有一种教育力量在指导政治,只一读《春秋左氏传》,即可详知。
在当时,社会上已逐渐有一种士阶层兴起。此一士阶层,在上不成为贵族,在下有异于平民,乃由贵族中之疏亲远裔,以及平民间之俊秀子弟,学习了当时贵族阶层所奉行的种种礼乐,而进身到当时的封建政体下服务。所以士之兴起,在当时,乃是社会一种新行业与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阶层中崛起,惟孔子主张以道义士来替代职业士。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之更高精神。孔子乃远承周公以学术领导政治之理想,来扶植起新兴的士阶层。墨家继孔子儒家而起,此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新兴的士阶层,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
在战国时代人所完成之《管子》书中,已明白提出了士、农、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时代之平民,由封建贵族以井田制度授地为农。但到战国时代,自由工商业兴起,封建贵族掌握土地与经济实权之旧社会,已彻底改变。而更重大的改变,则为新起了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他们向上可以领导政府,向下可以领导民众。在《论语》书中,孔子已把为士者之应有理想应有抱负,以及其应有修养与应有品德,一一具体指示出来。因其出而在上,后世连称之曰“士大夫”。因其处而在下,后世连称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业与教育事业绾合为一,他们都不以私人经济为急务。孟子称士为劳心者,农工商为劳力者。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此一分别,乃成为中国社会一传统形态,直经二千年未变。
秦灭六国,天下复归一统,但那时的政府体制,已远非古代贵族政府可比。如为相者,前有吕不韦,乃赵国人。后有李斯,乃楚国人。为将者有蒙恬,其祖父骜,为齐国人。自骜至恬,已三世为秦将。当时东方列国游士,在秦政府中服务者,尚不计其数。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来领导政治的一项理想,至是已确切完成。
故在中国历史上,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即不能称之曰贵族政府,亦不能称之曰军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为特立一名称,则应称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确立,则在汉武帝以后。在汉武帝时,已确立了几项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试制度,一是选举制度。每一士人,皆须经过此三项制度之提拔与升迁,自社会下层而进达于政府之最高层。皇帝虽是政府中之最高领袖,但亦得遵循此几项制度,而行使其职权。此下两千年来,此三项制度虽递有改变,但大体上,绝大多数政府人员,必经此三项制度之审核与通过,则并无有变。
西汉时代,经长期之统一,国内安定。而其时幅员之广,已与后代中国相埒。自由工商业,自战国以来,已积有基础,乘时跃起,大可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之趋势。但汉政府严密管制,创为盐铁政策,及其他种种措施,使凡属有关民间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费品,不致操在专为私人营利的工商界手里。此种用意,亦永为后代取法。因此使中国社会,虽在长期安定繁荣中,自由工商业对于国内国外皆不断有进步,而永不致有资本主义之发生。
又其时,中国已制定了全国国民的义务兵役制。土地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其战斗力超出其四邻甚远。但当时政府,制定国策,只重在保境安民,对外纵获胜利,皆能适可而止,绝不走上开疆拓土,侵略兼并的帝国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