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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长时间对张爱玲的作品感到隔膜，因为她的小说趣味同我理想的小说相去太远。二十年前，我读过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先是读了傅雷先生（当时的署名是迅雨）1944年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我记得傅雷先生盛赞张爱玲的小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长安、长白、姜二少爷、三少爷纪泽）“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我找《金锁记》来读，读过后却并不喜欢，因为曹七巧那样色彩浓烈到极不自然的人物，实在不符合我对小说审美的理解。相反，我对张爱玲的另一个中篇《倾城之恋》（白流苏、范柳原、印度公主萨黑夷妮、徐太太）感觉好些。这篇小说却被傅雷先生批评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而我喜欢《倾城之恋》的原因，恰恰因为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我总以为，小说的深刻与否并不取决于题材或者人物的怪异程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潜流下，已经暗涌着最复杂最隐秘的人性。虽然我也欣赏张爱玲小说外在的华丽，她作品中俯拾皆是的聪明漂亮句子、新颖而又古老的华丽意象，她对人物心理烛照洞微的刻画与揭示。但我觉得她是太聪明了，而且她恣意放任自己的聪明，恨不得把自己的聪明像累累珠宝，一古脑全镶嵌在七尺宝塔上。
张爱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出土”成为热门，90年代被中国的小资们奉为“祖师奶奶”。夏志清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2005年出版），为张爱玲列了一个专章，评介张爱玲的字数甚至超过介绍鲁迅。夏志清称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并说她的《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不朽之作”。当代也有不少作家是学张爱玲的，有的甚至已是小说大家，虽然他们并不乐意承认。这样的情形下，我居然还敢宣称自己不喜欢张爱玲，的确有点儿不合时宜。
我的人生观，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我心目中了不起的文学，应该是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文学，沈从文那样的文学。文学中肯定有“我”，有“小我”，但过于执着于一己的小悲小欢，从头到尾自恋到近乎自言自语的文学，我以为至少是格局小，不大气。
张爱玲的《小团圆》完成于1976年，写作十个月，尘封了三十三年。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地区出版，2009年2月26日在香港出版。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简体版的《小团圆》，卖得非常火，据说在南京一小时内销了三百多册，已销了近十万册，还要继续加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09年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件。2009年4月，我应邀去深圳参加一个文化访谈，朋友即送我一本港版《小团圆》，繁体竖排版，定价七十八港币。
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很奇怪。我耐心读了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写的前言，近一万四千字，中间大量引用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先生和邝文美女士与张爱玲的通信，还夹杂不少英文单词，我又很耐烦地去看注释。这篇长长的前言其实就是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出版张爱玲的遗稿《小团圆》。
但我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我关心的是，这个前言在确凿地告诉我，《小团圆》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中人物事件与张爱玲生活轨迹的重叠，几乎丝丝入扣。宋淇先生写信力劝张爱玲不要发表，而张爱玲也几乎要销毁小说稿的原因正因为此。
小说一开头我就不喜欢：“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这个比喻在小说的结尾又一字不改重复一次。然而这个比喻是拙劣的，这样的小说结构也并不高明。这是张爱玲最爱用的技法，比如她的《倾城之恋》，开头结尾都用了“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开过来又拉开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就像说书人开场和结尾时都要拍的那一声“惊堂木”，似乎害怕听书的人听厌倦，睡着了，惊他们一下，快醒过来。
《小团圆》第一章第二段接着写：“九莉（张爱玲）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这一段在《小团圆》快结尾处也出现。小说到此好像画了一个圆圈，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小说的结构因此显得严谨完整，也许有更深的意蕴：人生的轨迹无非画了一个空空的圆，走了一遭，什么都没有，一切还是虚空。九莉（张爱玲）这时正和一个电影明星燕山（桑弧）恋爱。这个久等不来的“你”当然是燕山（桑弧）。而燕山（桑弧）不久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尽管九莉（张爱玲）“靠在藤躺椅上，泪珠不停地往下流”，还对燕山（桑弧）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