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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谈论的确很多，也许谈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臂，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虽然我顾虑重重，我有时仍想插进去讲一讲，但这时我的律师就这么对我说：“别做声，这样对您的案子更有利。”可以说，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但经过考虑，我又没有什么要说了。而且，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也不可能关注那么久。例如，对检察官的控词，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只有其中那些与整体无关的只言片语、手势动作、滔滔不绝讲话，才使我感到惊讶，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基本的思想是认定我杀人纯系出自预谋。至少，他力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我将进行论证，进行双重的论证。首先是举出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事实，然后是揭示出我所看到的这个罪犯心理中的蛛丝马迹。”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的冷漠、我对妈妈岁数的无知、我第二天与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尔南德的片子、与玛丽回家上床。我开始没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为他老说什么“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雷蒙事件的过程。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解决得彻底”，又开了四枪，沉着、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又开了四枪。
“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检察官说，“我给你们复述出全部事实的发展线索，说明此人完全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先生们，此人，犯罪的此人是很聪明的。你们听他说过话没有？他善于应对，他很清楚每个字的分量。我们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不知他是在干什么。”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至少，他这种说法使我感到很惊诧，于是，我不去听检察官的长篇大论了，直到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他这样说：“难道此人表示过一次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过程中，此人从没有对他这桩可憎的罪行流露过一丝沉痛的感情。”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加讨伐，真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当然，我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根有据。我对开枪杀人的行为，的确一直并不怎么悔恨。但他那么慷慨激昂，却使我感到奇怪。我真想亲切地，甚至是带着友情地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劳神。但是，在我目前这种处境下，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友情，没有权利抱有善良的愿望。想到这里，我又试图去倾听检察官的演说，因为他开始评说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他既然不能获得这些品德，我们也就不能怪他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法庭上，宽容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应该予以杜绝，而代之以正义的积极作用，这样做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灵魂黑洞，正在变成整个社会有可能陷进去的深渊，就更有必要这样做。”这时，他又说起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把在辩论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说这事的话要比说我杀人罪的话多得多，而且滔滔不绝，不厌其烦，最后使得我听而不闻，只感觉到这天早晨的天气热得厉害。至少直到检察官停了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又以低沉而坚定不移的声音说道：“先生们，我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桩最凶残可恶的罪行，杀死亲生父亲的罪行。”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简直令人无法想像。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此予以严惩而不手软。但是他敢说那桩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与我对妈妈的冷酷所引起的憎恶相比，几乎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他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来说，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他提高声调继续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的人，与本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谋杀案同样罪不可恕，你们决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他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汗水闪闪发光的脸，他最后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他要坚决地去完成。他宣称，既然我连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都不承认，当然已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既然我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应麻木不仁，当然不能对它再有所指望。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要求，取下此人的脑袋，在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在我从事已久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我有时也偶尔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的话，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艰巨的职责得了补偿，达到了平衡，并通明透亮，因为我的判断是遵循着某种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对这张脸孔的憎恶，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有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的东西。”
检察官坐下后好久一会儿，大厅里静寂无声。我因为闷热与惊愕而头昏脑涨。庭长咳了两声，清清嗓子，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憋了好久，急着要说，说起来就有点没头没脑，我说我并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又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为自己辩护的要领，希望在听取我律师的辩护词之前，我先说清楚导致我杀人的动因。我说得很急，有点儿语无伦次，自己也意识到有些可笑，我说，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发出了笑声。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庭长就让他发言了。但他说，时间不早了，他的发言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求推迟到下午再讲。法庭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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