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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在红色尘烟里停了停,又向前行驶,乘驾着红土的浪涛,起起伏伏远去,半个天都红了。
温强和指导员相互对视一眼,一块儿转身向枪响的方位跑去。这正是下午风最大的时候,天上的鹞鹰们都给刮得直偏斜,醉了酒似的。温强和指导员对视的一瞬,两个人的潜语是一点不差的:妈的这个连还能出什么事呢?!他们一块去寻找枪声的源头时,从来没有如此相依为命,所有的不和都在刹那间消失。
董向前倒在红色地面上,给了帐篷口一个背影。现场是一把倒了的折叠椅,几乎跟那上面刚才坐着的人倒的姿态一模一样:侧身曲背,一摊血在倒下的人和倒下的椅子周围艰涩漫延:红泥土夯得够紧实,居然一时没有完全吮吸那年轻黏稠的血。
帐篷外响着“踏踏踏”的脚步声,像是一个军团的人都来了。温强叫指导员马上拦住人们。指导员很听话地就去照办了。温强感到肩被撞了一下,然后一个身影已超过他走到离倒卧的人体很近的地方。保卫干事刚要向人体佝下身,温强说还看他妈什么呀?哪还能有气儿?!
保卫干事回头白了他一眼。保卫干事已经发现董向前从哪里得到的枪。他从司务长办公室的一箱备用武器中偷到了那支“五四”手枪和子弹。保卫干事向温强白眼是有资格的:你一个连长,既看不住人也看不住枪。
温强这才想起来:董向前一直是在装睡觉,他被审问得腻烦了,或是想躲在佯睡里避开回答问题,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的回答,“不是我”。他还躲在佯睡里偷听温连长和司务长的谈话,谈有关他的丑陋,还谈了有关他名誉扫地的下半生:连穿军装的民夫都没得干了,即将作为不名誉复员军人回村,背着铺盖卷和攒下的几套新军装、五号军用鞋和一口大黑锅回到山窝里的茅屋前。母亲看到儿子除了相貌丑陋又添了相貌之外的丑陋:这儿子会把光棍耍到老、耍到死。
温强后悔,他从来没有问过董向前,他的父母怎样怎样,是否有兄弟姐妹。后来司务长告诉他,小董没有亲父亲,作为拖油瓶随母亲从云南改嫁到四川。后来四川兵们还告诉他,小董听说了铁道兵整个兵种集体转业的传言,高兴地龇着大牙直乐,因为他再也不用担心复员回原籍,复原成一个成年拖油瓶了。他的拖油瓶心理使他特别能忍受欺侮、冤屈,可谁都没想到这一回他不忍了。谁都没想到他那么有种。温强在多日后一直想着小董自杀的现场。温强从当兵到当官,亲自送走的牺牲者不下十个,铁道兵死人不新鲜,但董向前的死是不同的。他自己洒出自己的血给你们看。有没有干丑事,那都是有血性的血。
许多年之后,温强在“补玉山居”小住,老板娘小曾问他怎样和李欣认识的,他差一点儿就把实话告诉她了。
一天,成了兵部文化科温干事的温强在电话上听出一个熟悉的嗓音。这是李欣愿意做个礼貌乖巧的女人时的嗓音。她问张主任在不在。温强问哪个张主任。就是“外办”的张主任啊。没有什么张主任。哎哟对不起,总机班插错电话了。她没在电话上跟温强相认。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北京春风扬沙,细沙打在玻璃上“嚓嚓”响的季节。温干事在董向前事件后托老乡给他活动到师里,又托在兵部的老乡把他活动到政治部文化科,管俱乐部的业余球队比赛。在温强从黑瘦英勇的阎王连长变成细皮嫩肉、懒洋洋的干事期间,铁道兵们也变成了一帮铁道建筑工。一个下雪的新年早晨,起床号哑了,人们从营房、宿舍走出来,还是绿军装,却没了“三点红”。人们奇怪了,没了“三点红”的绿军装多么庸肿丑陋!而穿着这种绿衣服的人也都丑陋了几分。丙种兵全靠那三点红打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