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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承诺于三点钟从慈善医院飞往苏必利尔湖对岸。在这件事预定要发生的前两天，他在他那所小小的黄色住宅的大门上，用图钉挂出了一则通告：
<i>兹定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点，本人拟依靠自己的翅膀，从慈善医院出发飞向远方。敬请见谅。我爱你们大家。</i>
<i>保险公司代理人</i>
<i>罗伯特·史密斯（签名）</i>
史密斯先生吸引来的人群，没有四年前林德伯格那次多，在场的只不过四五十人，因为这天正是他选定进行飞行的那个星期三，而且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人们还没有读到他的通告。在一周中间这一天的这段时间里，靠口头传播的新闻只能是姗姗来迟的。孩子们正在学校上课；男人们正在工作；大多数妇女也正在扣好胸衣，打算出门去看看肉铺会不会处理猪尾和下水。附近只有那些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学龄前的小家伙们：有些人是听到这个消息专门来看热闹的，有些人则正巧在那当口走到了非医生街靠近湖边的这一头。说到“非医生街”这个名称，邮局是不承认的。城市地图上标明这条街叫“干线大道”，可是由于原来城里唯一的一位黑人医生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并且在这条街上去世，当一八九六年他搬来的时候，他的病人们没有一个是住在这条街上或离这条街不远的，于是就管这条街叫“医生街”了。后来，别的黑人也搬来住了，当邮政业务成了他们传递信息的普遍手段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信件开始寄给医生街带门牌号码住宅里的居民。邮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件退回或转到死信处理部门。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当黑人应征入伍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征兵处把地址写成医生街。这样一来，这个街名就有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是没过多久，对确定恰当名称和保持城市界标的关心成了城市立法机关的一些成员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就此指出：在任何官方场合从未使用过“医生街”这一名称。而他们知道，只有城南的居民才坚持这种叫法，于是就在那一地区的商场、理发店和饭馆里张贴布告，宣布：从紧靠大湖的湖滨路到通向宾夕法尼亚的二号路和六号路交叉点的南北大街，以及与之平行、处于卢瑟福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段，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
这是一个真正的澄清性质的公告，因为它令城南居民记忆犹新并且取悦了城市立法机关的大员。城南居民于是管这条街叫作非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位于该街北端的慈善医院叫作非慈善医院，因为直到一九三一年，在史密斯先生从医院圆顶上起飞那天的晚些时候，才允许第一位黑人产妇在病房里而不是在门外台阶上分娩。医院对这位妇女如此开恩，并非因为她是那位黑人医生的独生女。那位黑人医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获准有任何住院特权，慈善医院仅仅接收过他的两名病人，还都是白人。再说，到一九三一年，医生早已去世。这次破格接收她入院的原因应该是史密斯先生从他们头上的屋顶起飞。无论小小的保险公司代理人深信他能够飞翔这一点能不能对她生产的地点起作用，反正对她生产的时间确实作了贡献。
已故医生的女儿看到，史密斯先生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从圆顶后面迅速地出现了。他那宽大的蓝色丝质双翼，围绕着前胸向前弯曲着，这时她手中的大篮子落在了地上，里边的红丝绒做的玫瑰花瓣散落出来。风吹着这些花瓣向四周飞去，忽上忽下，落进一个个小小的雪堆中。她的两个半大的女儿在周围忙乱着，想抓住这些丝绒花瓣；而做母亲的却呻吟着，两手捧住肚子的下边。迎风乱飞的玫瑰花瓣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孕妇的呻吟倒无人理睬。大家都知道，小姑娘们花费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夫去描、去剪、去缝这些值钱的丝绒，而且他们也知道，杰哈尔茨百货商店会当即拒收那些在地上弄脏了的绒花。
有一段时间倒是挺欢快的。男人们跟着去收绒布片，以免让雪把它们浸透——在阵阵狂风中去抓，或者小心翼翼地从雪上捡。而那些小家伙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该去看屋顶上那身体包在蓝丝绸中的男人，还是该去看周围地面上飘舞的红片片。他们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一阵女人突发的歌声而解脱。那个唱歌的女人站在人群的背后，一身破破烂烂的装束和医生女儿漂漂亮亮的衣服恰成对比。医生的女儿身穿一件整齐的灰色外套，按照传统，孕妇在肚子中间打个蝴蝶结，头上戴一顶黑色圆顶窄边钟形女帽，脚上是一双女式四扣高筒橡皮套靴。唱歌的女人戴着一顶手织的水兵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身上没穿冬天的大衣，而是裹着一条旧被子。她把头歪向一边，两眼盯着罗伯特·史密斯先生，用浑厚有力的低音唱道：
<i>哦，售糖人飞走了</i>
<i>售糖人走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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