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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美好的时期；那是最堕落的时期；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没有开化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深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直入天堂，人们直堕地狱，总而言之，那个时代与现在极其相似，以至于那时名噪一时的某些权威们坚持只用比较级中的最高级修辞形式对它进行评判，不论是好是坏。
那时的英国皇位上端坐着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相貌平平的皇后；在法国皇位上端坐着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容貌美丽的皇后。在这两个国家里，那些坐享富贵的王爷们将国家前景看得清清楚楚，确信天下大势将永趋安定。
那是公元一七七五年。在那上天恩宠的年月里，英国正如现在一样，绝对信奉神灵的召唤。索斯珂特夫人最近刚过二十五岁生辰，对此近卫军中一位先知士兵作了预计:这位夫人的庄重的现身显示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沦陷的计划已安排妥当了。甚至公鸡巷的鬼，通常以敲击示咒，被驱除也不过十二年光景，在刚过去的这一年中，这些鬼精灵们创造力异常旺盛又以相同的方式渲泄了天机。只有一些尘世信息，来自美洲的大不列颠臣民大会，近年传递到英国皇朝和人民的耳中。说来奇怪，这些消息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居然使公鸡巷的孵鸡启示略显不足。
法国，总的说来，不像她执盾举戟的姊妹那样偏护圣灵神示。正在滥发纸币，大肆挥霍，极其顺利地走着下坡路。她还在基督教牧师的导引下，尽情地享乐。除此而外，她已拥有了这样仁慈的功绩:宣判砍断一位青年人的双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将他的躯体活活地烧死，只因为他看见离他五。六十码远处有一队肮脏的修道士列队行进，却不曾在雨中下跪致敬。显而易见，那些根植。生长于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树木，在那位受难者被处以死刑的同时，已被伐木者，命运之神做了记号，注定要砍下来锯成木板，制成某种活动器材，再附加一只口袋和一把屠刀，成为历史上最可怖骇人的东西。显然，在巴黎近郊那个拥有几亩贫瘠土地的农民的简单的外屋里，那辆为了躲避风雨而停留在那儿的粗糙的大车，车身溅满泥浆，猪在四周哄嗅，家禽在里头栖息，正是那个农民，死亡之神早已为大革命准备好的死刑犯押送囚车。可是，那伐木者与那农民，虽然他们不停地干着活，却悄然无声，谁也听不到他俩蹑足走动的脚步声。更何况，如果有谁胆敢怀疑他俩并未睡着，便会加上亵渎神明和卖国叛逆的罪名，人们更噤若寒蝉了。
在英国，几乎没有值得国民炫耀的安定秩序。在首都，每晚都会发生持械打劫和拦路抢掠的案件。家家户户都公开得到警告:一旦离城，必须先将家具搬移到家具商的货栈保险库中。黑夜的盗贼往往就是白天的城市商人。如果这位以"江洋大盗"身份拦住商人同行的抢劫者被对方认出，并受到谴责，他就会潇洒地射穿同行的头颅，然后骑马逃离现场；邮车遭七名强盗袭击，卫兵枪杀了三个劫车者，最后却"因为子弹不足"，自己也被四个强盗打死了，于是邮车被从容地洗劫一空；显赫一时的伦敦市长，在特汉格林被一个强盗喝令站住，缴了财物，然后强盗当着全体仆从的面，将这通身光亮的生物剥得一丝不挂；伦敦监狱里的犯人与他们的看守们发生冲突，司法官员向他们扫射了许多大口径的短枪弹丸；窃贼在宫廷接见室里剪去了爵爷们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武装官兵在圣加尔斯搜查违禁物品时，惨遭暴徒枪杀，官兵们也举枪反抗，人们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习以为常。在这种种事件的处理中，绞刑手被不断地征用，虽然他们徒劳而无益。一会儿，绞杀几队刑事案犯；一会儿，在星期六吊死一个在星期二捉住的住宅抢劫犯；一会儿，在新门监狱前烧死十多个刚刚逮捕的人；一会儿，在威斯敏斯特大厦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死一个凶残的谋杀犯，明天枪杀一个抢劫农家小孩六便士的可怜小偷。
以上这些事情，以及类似的大量事情，都发生和隐藏在这可爱而古老的一七七五年中。在这种气氛中，那两个大下巴的国王和那容貌平常和容貌漂亮的两个皇后慌乱地行动着，用高压手段实施着他们神圣的权威；与此同时，那伐木者和那农民也在悄悄地行动着。那一年，一七七五年，就这样引导着那时的显赫人物和芸芸众生，包括这部历史记事里的那些人物在内，沿着铺展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向前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