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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很少有像我这么不争气的男人。我一直盘算着“就在下次，下次一定能收到征召入伍的红纸片”，但直到战争结束它还是没有到来。虽然我也收到了传唤令，被传唤了过去，但征兵的人只问了我两三个问题，同其他人相比问题惊人得简单，然后他们就用一句“你辛苦了”把我客客气气地打发出去了。
在战争年代，我是个完全听天由命的人，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避而远之。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即便是收到征兵传唤令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随便怎样都可以，想法简单无比。当他们说“身体状况不好的人请站到这边来！”时，一半左右的人都过去了，其中还包括很多看上去很健硕之人。我不会去做那样慌乱，滑稽的事。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对我有所顾忌，与其说是觉得我无能，倒不如说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人。他们认定小说家只不过是白天睡懒觉，晚上彻夜不寐，黑白颠倒的懒惰之人，是不服从规定的无赖汉。我听天由命，什么工厂都愿意去，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按照别人指示去工作。我是彻底的听天由命主义者，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慌乱，好像我的确是有些古怪。
也许就因为如此，当所有日本人都在拼命工作时，只有我却几乎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心里觉得在战争中自己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死去，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
我当时是日本电影公司的特约顾问。不过，我现在竟然想不起“顾问”二字要如何写了，想必各位也能想象到我是怎样一种存在吧。我一个礼拜露一次面，看一看这个礼拜的新闻影片以及其他一些还算有趣的东西，然后跟专务当见个面，谈话谈个十五分钟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有时候专务好像还会觉得不耐烦，一副不见面也可以的样子。我也因此顺水推舟，渐渐地一个月只去一次公司，去领一下薪水而已。其实，我写过三个剧本，不过一部都没有被拍成电影。其中第三部《黄河》原本就不合时宜，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4年年底，那个时候日本已经确定会战败，所以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扛着摄像机，悠然地行走在中国的黄河边上了，但公司却还是要我写那个剧本。仔细想来，也许专务觉得我的处境可怜才做那样的安排，他一定觉察到我什么都不做，也不去公司上班，却领着工资，他的心里应该有些不好受。而且，写小剧本的话很快就能完工，一个接一个地搞下去又太麻烦，所以他用心良苦地让我写一个大剧本。其实，专务跟我之间多少有一点儿不为外人所知的关系，这些就略过不提了。
治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需要面对的大难题。几千年以来这个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有种说法是“谁能控制黄河谁就能控制整个中国”。电影的主题是，“九一八事变”之初，为了将战略性决堤理后改道的黄河河口引入长江，日军进行了一个庞大工程。不过具体如何搞工程与我无关，我负责写的是那件事情发生前的故事，主要表现黄河是一条独特的大河，具有怪物般的性格！这是一个侧重讲述历史、地理的文化剧本。
幸好有这件事，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熟悉了黄河，相关的书也读了很多。当时，立教大学校内有一个叫亚洲研究所的机构，那里有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名字已经记不得了。我曾经在三好达治的那里见过那个人一面，听说是一位可信的中国研究学者。我听说那位诗人当时在亚细亚研究所工作后，便去拜访求教。除了他之外，那里还有几位中国研究学者。但不巧的是，其中并没有谁专门研究过黄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那里我得到了耐心的指点。他们告诉我一些书，还有书店的名字。我就去了内山和山本那两家专门出售跟中国相关的资料的书店，买回他们推荐的书，开始阅读起来。
除此之外，会津八一此老师大概是从创元社的伊泽那里听说我正在研究黄河，便邀请我去早稻田的甘泉园，那里有很多老师收藏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老师告诉了我一些有关黄河的文献，不过那些文献都是中文原版，我没有读懂它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只了解了书名便不得不敬而远之。
我越来越感到，被强迫完成这样一件毫无希望，或者说毫无意义的工作，最终只会是徒劳无功。如果这是一本小说，战败后过个十年、二十年，或者等我死后，也许有出版的可能。但是，这样一部描述中国的电影剧本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它会随着战争的失败而永远消失，变成水中泡影。非要让我完成这水中的泡影，我做不了。翻阅有关黄河的一些书籍本身倒是十分有趣，我几乎每天奔走于神田，本乡，早稻田，以及其他各地的旧书店去找书，为了写剧本，就连黄河之外的有关中国的书也拼命地阅读，甚至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然而，我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写剧本的心情。硫磺岛被攻破，冲绳陷落，我变成了每两个月见专务一次。每次见面，他都催我准备差不多就该动笔了。不过，专务在乎的只是公司的流程和形式，他比谁都知道那个剧本已经不可能被拍摄成电影。而且，专务只是关心形式过场这一点更让我觉得无趣。虽然我也在想，既然每个月都拿人家薪水，那就必须要写。可是，那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并不是光凭义务感和觉悟就能做得来的。我的内心总是在小声嘀咕：“我一半的薪水都拿去买有关黄河的文献了，所以就算不写也可以说得过去吧。”我总是这样宽容自己的懈怠。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住的地方竟然幸运地未被烧毁。我住在蒲田，附近有下丸子的大片工厂区，之前就已经开始遭到了大轰炸。不过只炸毁了一家大工厂，其余的街区都只是受到了流弹波及而已还有十多个大工厂没有被摧毁。一个大工厂至少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被轰炸掉，这么算来，要炸毁其他工厂少说也要二十多个小时。可是那时我已经受够了胆战心惊的日子，我想迟早有一天会有一两枚流弹飞落到我家里。
因此，我早就盘算好，只要发现白天编队的轰炸目标是这附近的厂区，就一溜烟地从家中逃走，跑到五百米或一千米外的地方。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加强身体锻炼，以免到时候体力不支，迈不动脚。我甚至想好了要怎样轻松地跳过四米的水沟。尽管我这般怕死，但是当别人好心劝我疏散到乡下时，我却毫不领情地拒绝了，坚持要留在东京。这种矛盾是我一生的矛盾，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简单地说，我有一种让人难以理喻的好奇心。我是一个极度怕死的胆小鬼，可是却无法拒绝与好奇心嬉戏的巨大诱惑。我不曾诅咒过战争，我想，恐怕我是全日本唯一一个竟天真地与战争嬉戏的傻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