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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思了一会儿。
“我不认为白居易的诗比黄庭坚的坏，但白居易的诗是村妪老妇都能看懂的，后者的诗却很少有人看得懂。《红楼梦》脍炙人口，没人敢说它不好，但它也相当通俗。不过，格调高而欣赏的人少，这也是实情，所以，文艺是没有一把标准尺可以量的，唯一能评定一本作品的价值的，不是读者，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而是时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好作品。坏的作品，不用人攻击谩骂，时间自然会淘汰它。身为一个作家，不必去管别人的批评和攻击，只要能忠于自己，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就行了。”
“你否定了文艺批评，”我说，“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读者去选择他们的读物。”
“我并不否定文艺批评，”韦白笑笑，认真地说，“但是，当一个文艺批评家非常难，首先要有高度的文艺欣赏能力，其次要客观而没有偏见，前者还容易，要做到后者就不太简单，那么，有偏见的文艺批评怎会帮助读者？何况，这是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许多人由于苦闷而想骂人，很多就借文艺批评来达到骂人的目的，徒然混淆了读者的看法，弄得根本无从选择。读者不知道选择哪一位作者，作者也不知道选择什么写作方向。这样，文艺批评就完全失去了价值。读者通常都会去选择他所喜欢的作家和读物，他能接受多少是他自己的问题，并不需要人帮助。”
我有些困惑。
“我并不完全同意你，韦校长。”
“我是说我们台湾的文艺批评很难建立，在我看来，文艺批评只能说是批评家对某篇文章的看法而已，可供读者作参考，不能作准绳。”
我比较了解他一些了，用手支着颐，我说：
“你认为写作时该把人性赤裸裸地写出来吗？”
“这在于你自己了，”他注视我。“先说说你觉得人性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