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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后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这时候，杨锐的电报给张之洞回了电报，详细汇报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冲突，张之洞觉得这趟浑水太深了，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于是就命人导演了一出大戏。
不久，张之洞的后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洋人的不满，扩大了，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史称“火烧洋码头”事件。
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京城。驻英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英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只好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照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不难，做事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