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华夷之辨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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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