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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某些规章制度——或者说因为缺少某些规章制度——剥夺了球员们最基本的权利。巴西的职业球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在与一个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之后，他们甚至没有权利成为“自由球员”。如果他们不能跟现在的俱乐部续约，那么这个俱乐部就可以禁止他转会。这就跟卖了终身一样。虽然有很多巴西球星在欧洲的俱乐部里挣大钱，但在国内，很多球员甚至连生计都难以维持。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以上问题的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足球联赛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足球联赛，其上座率都不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足球流氓——普遍认为是源于目无法纪、无依无靠的文化阶层——在球场内寻衅滋事，因为害怕波及自身，每场比赛都有数千球迷不敢到现场看球。与此同时，足球主管部门的权力又太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足球带来的金钱和影响力突然间给巴西国内及国际上那些足球官员巨大的权势，但相关规章和法律的制定又严重滞后，无法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金钱的贪污。
真的，很多年里，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足球挣来的钱就像绝了堤的河水一样外流。我记得在桑托斯俱乐部效力时，我们到欧洲、非洲、美国踢过那么多场国际比赛，但俱乐部却一点富起来的迹象都没有。我们的训练设施和球员休息室都不算好。有一年，在从欧洲踢完一系列比赛之后，得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手提箱里，而那个手提箱消失了。一位球队官员下了飞机，提着手提箱去喝咖啡，回来时说手提箱被人偷走了。这简直是《碟中谍》里的情节啊！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但当时太令人心酸了。
关于球员自由转会的问题一直令我苦恼，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一直跟政客们谈论这件事。我曾跟几个桑托斯队队友坐飞机到巴西利亚找梅迪西总统，跟他说了我们球队里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一个队友跟球队某个董事的女儿谈恋爱，他们后来翻了脸，于是那个董事就要求将这名球员踢出球队；于是他就被解雇了，但同时又被禁止与别的球队签约。在巴西，别的职业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以免其从业者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但偏偏足球运动员没有这种权利。
梅迪西总统对那位球员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他最后选择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什么都没做。现在我是体育部长了，我决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目的是帮助巴西的球员和球队。我不仅要让球员们获得自由转会的权利，还要制定法律，强制俱乐部每年公布财务报告。这样一来，凭空消失的手提箱就能少一点了。
很明显，球员自由转会权是生逢其时；但在第二点上，因为牵扯到了俱乐部的财政透明度，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巴西国内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反对这项立法，因为俱乐部的老板们明白，这是在剥夺他们的特权。他们甚至在巴西利亚成立了一个游说团体，每天都在抗议这项立法。与此同时，有人指控体育部有贪污的问题，我不得不解雇了14个人。每天报纸上都有文章在抨击我，说我是在毁掉巴西足球——尽管我要做的其实是在拯救它。
1998年，一条法案终于获准通过，人们将其称作“贝利法案”。但除了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之外，其他条款都被剔除掉了，回顾起来，我都不愿让它以我的名字命名。
我很不习惯每天被媒体诽谤中伤，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玩。我只是想让足球这个职业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还未实现。很多俱乐部依旧债台高筑，球员们仍然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拼搏奋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多亏了保障的提高和更专业化的管理，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困难重重的联赛，现在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很可惜我的祖国还在这个泥坑里拔不出来。巴西的足球，巴西的球迷，理应过得更好才对。
费尔南多·恩里克的继任者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而他也是继费尔南多·恩里克之后又一个巴西总统的“另类形象”。卢拉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他的父亲共有23个孩子，小时候，他们一家人挤在一辆货车的车头里来到了圣保罗。他是巴西首个工人阶级出身的总统，跟我一样，他受教育不多，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论是在巴西百姓的眼里还是在国际上，他都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卢拉很风趣，也很有魅力。他是一个超级足球迷，而他当选巴西总统的时候，恰恰是巴西在2002年第5次夺得世界杯之后。但他喜欢的球队是科林蒂安斯——在前文中我曾说起过，在跟这支球队的交手历史上，我一直有着上佳表现。头几次跟卢拉会面时，他总是笑着对我说：“啊，贝利，你这个混蛋，你跟你的桑托斯真是让我头疼啊。”他还让我向母亲转达他的歉意，因为数年来他每次看我跟科林蒂安斯踢球时都会“问候”我老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