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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是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还有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合资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由中国人主笔，报纸的言论，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当时还是一份影响力很大的报纸，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为了解事实真相，申报还派记者去台湾采访，而连续三年报道“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最后披露了冤案的真相，使得申报一炮而红。当时能跟《申报》影响力相比的，就只有《华报》，因为有李经述开小灶，报道中法战争而为人广为熟知，而且李鸿章在总理衙门，有时也需要借《华报》发独家官方内幕。
而且，《华报》能迅速发展，得益于大主笔郭嵩焘。郭嵩焘是湖南人，在岳麓书院曾国藩相识，近代洋务思想家，也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在“马嘉理案”发生后，被派为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一直是光芒四射，引得“万邦来朝”，其他国家都应该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
多数人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清流专门编出一副对联骂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暴怒，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郭嵩焘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可见守旧的老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得到李鸿藻等清流派的支持，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满清朝廷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对于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朝廷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流还力主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的竭力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请假归乡，次年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只有李鸿章依然对他很欣赏，容闳创办了《华报》，李鸿章便推荐郭嵩焘当主笔，他的文章早就名言天下，极力宣传在英国担任驻华使节时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发展工商业才是出路，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华报》在天津和北京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武昌、长沙等地也有卖。
于是，李经述对容闳说：“我今日来，也正是为了此事，容大人在总理衙门，还希望你和郭嵩焘大人主笔，在《华报》上，将议和的真相广而告之。”
容闳点点头，不过他叹了一口气道：“真相有时候不重要，人都是很固执的，只愿意他们相信的东西。现在民间舆论对中堂大人的议和颇为不满，这时候披露真相，人们未必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