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墨西哥，1970 (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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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会议室，我看了看加林查。他只是难过地摇了摇头，我则朝他耸了耸肩膀。我们都没说话。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兆，是我仍未学到的教训。可惜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收拾好了包裹。就这样，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宰割的羔羊一样，踏上了英国的征程。
从我们踏上球场的第一秒钟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巴西面临的困难绝非仅仅来自内部。
在前两届世界杯上，巴西队大开大合的艳丽进攻风格震惊了世界。在这一届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听说裁判试图要维持比赛的均衡，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局势。他们将对身体对抗更加宽容，还会减少对犯规的吹罚。这种改动对欧洲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球员普遍比南美球员更高更壮，何况，他们在过去8年时间里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技术，以破坏巴西的进攻效率。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也许大家以为我这是酸葡萄心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南美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安东尼奥·拉廷——当年阿根廷国家队的10号——数十年后还将其称作“史上最暴力的世界杯”。英国记者布莱恩·瓦伊纳在2009年的英国《独立报》上撰文说：“巴西的数名球员，尤其是贝利，承受的是足球史上最恶劣的盯人战术。”
我从不惧怕身体对抗，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踢街球长大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我往往是球场上得分最多的人，所以，说实话，任何一个防守队员都以“封杀”了贝利而自豪。在球场上，针对我的防守战术，指定一名、两名甚至三名防守队员对我贴身防守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可以去找现存的录像看看，有多少我被对手锁喉、摔倒或亮着鞋钉放铲的情景……天哪，回想起来，在桑托斯踢球时，在有些比赛中，按照今天的判罚尺度，对方球员早就被罚下一半了。
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比赛就是这样。那时的足球赛跟现在不同，身体对抗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电视直播。现在，全场比赛中，球场的每个角落都在高清摄像机的监视之下，如果某个裁判漏过了某个犯规动作，赛后他及犯规的队员将受尽指责，他们会受罚、会被禁赛，甚至名声也大受损失。但在当时，只有上帝能看到球场上的阴暗动作，而某些球员犯下的罪过，不管有多少忏悔都无法弥补！
我并不记恨那些对我犯规的人，他们不过是在执行教练的命令、为家人挣取生活费罢了。父亲过去常对我说，要尊重我的对手，但我有时候也不得不挥起手肘以求自保。我很少抱怨，尽量干净地踢球，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因恶意犯规或踢脏球而被罚下场。但运动场上的判罚总要有个尺度，因为若是没有了裁判的保护，即便是铁人也无法从球场上“生还”，若这个队员是球队的王牌，就更是如此了。而在1966年世界杯上，裁判们的哨子似乎都哑了。
巴西首场比赛对阵的是保加利亚，那场球赛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被人群殴——刀子棍棒全亮出来了，而裁判或父母都不在场。保加利亚人似乎就是为着打架来的。负责盯防我的队员整场比赛都对着我的膝盖和踝骨下脚，甚至当着裁判的面把我放倒。
“嘿！蠢货！”我朝那名防守队员喊道，“怎么踢球呢！”但他听不懂葡萄牙语，而我又不会说保加利亚语，所以，他只是朝我皱皱眉头，而裁判也似乎没看在眼里。
后来，对方有些犯规太过明显，裁判也不得不吹了哨子。上半场因为对方的某次犯规，我得到了一次任意球机会，射门得分；下半场，加林查也因对方犯规得到一个任意球射门得分。我们以2:0战胜对手。
可这根本不像是一次胜利。巴西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写的也不是比赛的得分，而是《贝利遭遇全场追杀，比赛结束瘸腿离场》。现在，我们所有的对手都知道裁判的尺度了，比赛的基调也已经定下。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是我跟加林查最后一次同场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