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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听到此，知道李鹤年是个大清官，为自己刚才的莽撞大为羞愧，赶忙认错致歉。但他依然不解地问:“河南上报的‘常平仓’，据说有九十五万余石谷。灾情如此严重，李大人为何还不开常平仓赈灾？”
李鹤年摇摇头，叹息道：“贪官污吏害死人呀。下官这三个月来，一直在核实全省的常平仓储量，发现各地虚报严重，实际粮食不足上报的十分之一。下官一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上奏了朝廷，将这些虚报的官员免职入狱，但这于事无补，河南现在十户之中，受灾的有六户，加上很多农民种植了罂粟，手里没有余粮，下官想等到冬天再开仓。不然，天寒地冻，老百姓会大批饿死。”
李经述一听，粮食产量放“卫星”，从古到今，都是无良官僚的制度性，即便李鹤年是包青天再世，也改变不了河南现在的灾难。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田种植了罂粟！因为晚清时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加重了各地的灾情，这才饿死了很多人！
李经述这时才了解到，历史上林则徐禁烟是一大功绩，但他死后，烟土并没有从中国禁绝，上海的《申报》还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当时李鸿章官高权重，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当时政局，种植鸦片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刚开始中国内地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后来，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到光绪十一年，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云南、贵州等地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还有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河南、山东的鸦片产量也不少。
李经述听李鹤年讲起河南灾情，心想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饮鸠止渴，鸦片烟不仅毒害百姓，而且遇到大灾之年，北方的粮食远远不够吃了。事已至此，只有向外求援了，于是李经述对李鹤年说：“本官在路上就已经看到有村庄饿死人了，你赶紧组织官差开仓放粮。我马上奏请中堂大人，把江南的漕粮和东北的库米运来支援灾区。”
和李鹤年交接完赈灾的事，安顿好了容雪，李经述和袁世凯带四十骑兵，连夜赶回陈州府。到了袁寨门前，发现袁寨的寨门紧闭，袁世敦亲自带着团练在炮楼上放哨望风，他们手里拿明晃晃的刀子，背着洋火铳，守在土炮旁。
袁寨前围了一千多个灾民，黑压压全是人头，李经述一看，这些人也并非暴徒，有一半是抱小孩的妇女，嘴唇开裂，有的掏出干瘪的，让饥饿的孩子含在嘴里，但没有奶水，孩子饿得不行，咬出血来也无济于事。有一位中年农民，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四肢着地爬行，没力气站起；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快死去的儿子，嚎啕大哭。再往前走，看到两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断气了没有。
此情此景，让李经述彻底认清了现实：中国将近四万万农民，还要靠老天爷赏饭吃，对他们而言，被命运捆绑在土地上，即便作牛作马，也要让家人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才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事！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平等，都要等到吃饱肚子之后才考虑的事！！
见到眼前悲惨的一幕幕人间惨剧，李经述和袁世凯面面相觑，李经述对袁世凯说：“我估计这些灾民是饿极了，才到袁寨来。你回去劝说一下家人，要是有余粮，先拿出来给灾民们分点，我按照市价给你买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