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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动荡乱世，3世纪长久以来饱受苦难的罗马帝国人民又面临着新的灾祸。在君士坦丁诞生前的三个世纪里，罗马的建筑师、工程师和士兵在已知的世界范围内来往奔走，将秩序和稳定远播至意大利以外的蛮荒之地。随着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拉开序幕，直线距离超过5万英里的修整道路四通八达，耸立的高架渠横跨山峦河谷，密不透水、坚不可摧。这些城市公路可谓罗马帝国的伟大秘密，连通各地集市，减轻商旅负担，同时组成了帝国的通信系统，一日之内就可以跨越500英里范围。在主干道周围，整洁优雅的城市、竞技场、公共浴室，甚至室内管道工程争先恐后地涌现，一切都昭示着文明的极度繁荣。然而到了3世纪，时间的洪流侵蚀了帝国的荣耀，街道上沾染了反抗者的鲜血。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罗马大道曾经令帝国四通八达，如今却成为最大的弱点，叛军和暴民蜂拥而至。乱世之中，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甚至那些醉生梦死的罗马皇帝也无法自保。在这个世纪的前80年内，罗马帝国皇位更迭了28次，只有一位皇帝逃脱了遇刺或被俘的命运，得以善终。
四处呈现冷漠和衰朽的景象，罗马帝国曾经坚不可摧的基石日益动摇。帝国军队为拥立皇帝，不得不明哲保身、疲于奔命，同样无法摆脱成为乱世牺牲品的命运。259年，皇帝瓦勒良率领大军对抗波斯，遭遇了罗马帝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败之一。瓦勒良被敌人俘虏，被迫忍受巨大屈辱，以身体充当趾高气扬的波斯王的踏脚凳。当这位悲惨的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将其染成深红色，并且在里面填充上干草，之后将这可怖的战利品悬挂在墙上，向来访的罗马使节大肆炫耀，昭示着帝国曾经的无敌神话是多么的空洞可笑。
这样堂而皇之的羞辱固然令人难堪至极，然而罗马的作家们为国民性格的腐朽堕落发出的悲叹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阿（古希腊历史学家）就开始批判那些曲意逢迎的政客，指责他们使帝国的共和政体堕落为暴民统治，古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痛批政党内部的罪恶勾当，另一位历史学家李维——著名的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记述者，曾经如此写道：“这些日子……不论是我们本身的疾病，还是他们的治疗措施，都让人难以忍受。”1
然而，一个更加不祥的预兆正悄然显现。相比灾难的预言，铺天盖地响起的是狂热的颂词，歌颂帝国皇帝的不朽功绩和持久统治。但很显然，那些皇帝本人和这两样都丝毫不沾边。皇位上的那个人就好像帝国舞台上一闪而逝的幻影，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铁证——上帝已经背弃了他的子民。蛮族的敌人像狼群一般在边境蠢蠢欲动，但相比于率军御敌，将军们更多时候是用手中利剑扫清通向皇位的道路。帝国军队曾是皇帝的仆从，如今却成了他的主宰者，随着朝代不断更迭，国家频繁地陷入动乱之中。
接踵而至的持续内战经常导致皇位继承发生混乱，但税务官们照样按时来去，带来名目更多的苛捐杂税。走投无路的“影子皇帝”试图通过降低帝国货币中的银含量来节省支出，但随之导致的通货膨胀将经济体系毁于一旦，大部分帝国领域又恢复了原始的易货制。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带来恐慌，人们开始在宗教的神秘世界中寻求庇护，宗教宣扬现实世界是易逝的或邪恶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上。生活充满苦难，极端者甚至抗拒婚姻或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当时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不论富人、穷人都同样祈求救赎。
达尔马提亚带来了慷慨的救赎。一位坚忍不拔的战士戴克里先站出来宣布称帝，他来自落后、蛮荒的土地，那里遍布险峻的山峰和茂密的森林。他采用通常的方式，暗杀先代君主，踩着敌军的尸体登上了皇位。戴克里先作为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对他人所怀疑的事实从不否认。帝国的疆域确实太过广大，在动乱的岁月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统治全境。帝国的土地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湿热的北部不列颠森林延伸至南部烈日灼烧的埃及沙漠，从西部的直布罗陀巨岩直达东部的波斯边境。即使戴克里先把全部的生命耗费在执掌帝国大权上，也不可能有足够迅速的反应去应对每一次危机，也很难派遣他的全权代理人2去替代他征战四方；长久以来的帝国历史已经带来了太多教训：皇帝的将领使用手中的利剑扫平了通往皇位的道路。如果摇摇欲坠的帝国要幸存下去，戴克里先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收缩帝国的广阔疆域——这个举措几乎垮了他的前任们。历史上很少有领袖人物在改朝换代时面临如此困难的境地，但实用主义者戴克里先发现了一种非正统的解决途径：他推举了一个人，名为马克西米安，年纪很大，酒瘾严重，戴克里先任命他为帝国的副帝，或称“奥古斯都”，将帝国一分为二。
事实上，这一举措并没有听上去的那样具有改革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帝国在名义上分裂已久。在罗马梦想征服世界的许久以前，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已经远达印度境内，荡平了一切敢于反抗他的势力，将征途中所有难以攻克的土地都划归帝国版图之内。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脚步拉开了希腊化时代的序幕，虽然他的帝国已经随着他本人的逝世四分五裂，但希腊文明还是得到了极为广泛深远的传播。自西方传播而来的罗马文明好像希腊化世界外部的一层肤浅外表，尽管武力昌盛，却在根深蒂固的古老文明面前畏缩不前。东部的权力阶级虽然以拉丁语作为自身语言，却没有将之传播到市井街巷。不论在思想上还是特征上，东部帝国都保留着十分鲜明的希腊特征。
戴克里先将讲拉丁语的帝国西半部分领土赐予马克西米安，自己则统治着更加富裕，希腊文明也更加根深蒂固的东半部分。理论上，帝国仍然统一，不可分割，但事实上东西两部分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维系两个部分的宽泛的纽带依然将今日的东欧和西欧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片土地。分割所带来的后果在两个世纪之后依然不甚明朗，但戴克里先的这一举动显然已经将罗马与拜占庭世界一分为二。
与他人分享权力显然是十分危险的游戏，要冒着为自己培植强大对手的风险，但马克西米安证明了他作为同盟者的忠诚之心。戴克里先一方面为胜利而喜悦，同时意识到两个人联手依然难以抵抗侵犯边境的入侵者大军，因此将皇权再次分割，任命了两位执政官，称之为“恺撒”（Caesars）。这两位恺撒被赋予了足够大的权力，能够调动军队，甚至制定法律，大大减轻了两位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负担。这四个人如今被称为帝国统治阶级，虽然在当时能够非常有效地治理国家，但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种“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带来的到底是敌人还是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