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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倒是比我刚见到的时候健康许多。集中营、轮船底舱、难民大宿舍染到他肤色上的菜青色，已经褪尽了。所以他看上去白净而俊秀。在粮价激涨的一九四一年秋天，能有个健康白净的彼得让我好满足。
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的脸埋在他胸口，没去注意听。他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他是说奥地利税务局不寄给他税务凭据，谁都无能为力。
我说不用他管这些，就做好出发准备。他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从危机四伏的上海朝着安全的彼岸出发。我说以后再告诉他。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请我务必告诉他。
我笑着从他的怀抱里撤出，一边说：你可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成的。得有多少恶心的环节才能做出美味香肠，你千万别打听。等盘子摆在你面前，好，请吧，滋味好不好是关键。滋味好就行了。
我满嘴胡扯，嬉皮笑脸。他也疑惑地跟着笑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船票。船票价钱也跟着其他物价往上涨，一些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亲友的经济担保书，但因为买不起船票还一直在上海搁浅。我们家附近的马路上出现犹太人的流动货摊，卖手织花边，卖头发饰物，卖丝绸假花，都是犹太妻子们在帮丈夫挣收入。其中一些是为了集资买逃出上海的船票。有的女人胆子大一些，到下只角的中国贫民地界去买长统袜、丝绸衬衫和领带之类的零售物品，再贩到高档住宅区去，赚每件东西的差价。彼得告诉我，他母亲就常常去南市区买绸料，再让一个伞匠替她加工成欧洲式样的洋伞，拿到霞飞路上去卖。有时她还带着彼得的妹妹到洋房区挨户去敲门，向阔绰的英国、法国女主人兜售工艺品似的洋伞。
杰克布在看到的犹太小贩中，或许就有彼得的母亲。他们皮肤晒焦了，鞋子的后跟磨斜了，指甲缝里是上海的污垢。杰克布被如此的求生精神惊呆了。当他为难地对小贩们耸耸肩，摇摇头，小贩们马上知趣地走开，一种朝着无望更走近了一步的笑容在他们脸上浮起。正是这种笑容要了杰克布的命。他在小贩走了很远还被他（或她）认命并且不失尊严的微笑定在那里，半天不知东南西北。
杰克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难民们闲聊。他在虹口区走了几趟就把舟山路走成了他的故里。他会走进一个个课堂，里面都是些老学生，五十岁以上，没有体力出去走街串巷做小贩，在中国人的工厂也没力气可卖，于是就戴着老花镜学起了裁剪或者木工或者草编。杰克布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柏林同乡，找到了跟他父母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旦跟那些人谈起他儿时崇拜的足球明星们，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马上把他们谈成他的发小。
杰克布的闲聊对象是教授、律师、建筑师、影剧或话剧明星。他们眼下动着上了岁数而僵硬的手指头编结草帽辫，或在老花镜后面瞪着一起一落的缝纫针，要么就守着个难得有人光顾的杂货摊。稍微年轻的人运气好些，能到浦东的英国船厂，或中国人的火柴厂碰运气。英国和中国老板肯用他们，他们就非常知足。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认命知福，做的活儿比他们更重，挣的钱比他们更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