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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开洋并没有去北京，就在本市。他和韦良渔一样，幻想着能瞒天过海，不过他心眼比韦良渔多，也想到了瞒不过去，所以准备了另外的方法。
记者到了一分厂，就在韦良渔得到报告时，王开洋也得到了消息。高波代表他立即到了一分厂，传达了王开洋的指示：市里立即组织调查组，进入厂子，一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对员工负责。
王开洋算好了时间，下午三点多，就出现在温钢第一分厂。假装了解情况后，一分钟都没有延误，向市长和市委书记做了汇报。市里有关领导，高度重视，都及时做了指示：按程序上报，严格查处，追究当事人。领导越大，责任意识越高，政策水平也越高。
王开洋还找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吕革新，由他们截住了电台记者采访稿子，王开洋亲自进行了修改。整体没动，只是把死了十一个人，改为当时死了四个，其他七人全部死在医院的抢救中。这一修改并没有减少死亡的总人数，但对后来事故级次确认起到了作用。送医院后死的，不算事故直接致死，是属于医疗水平问题。当时出事故发生时，受伤的，都跟血人似的，谁分得清？哪个当时死的？哪个是后来死的？死与没死，没人都记得。
事故报死人，特别有学问，所以经常看到有关事故的报道，说死人时分了多少类。
如果死了十个人是恶性事故，最多就报死九个人，第十个或第十个以后的人，就说送医院后死的，甚至还有的说送医院途中而死的。这个说法最妙，报在医院死的，医院有时也不干，怕沾上医疗事故。这么做，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报事故时，有人在说废话。实际这一改，事故的程度和等级就降下来了，这决定了很多当官的命运。
在当晚市新闻中，对温钢总厂的事故进行了播报。
市里也上报了省里，省领导都做了重要批示。
省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也派人要来调查，带队的正是原来温春市金属冶炼总厂的厂长孙维龙，也就是王开洋的老政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