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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开洋并没有去北京,就在本市。他和韦良渔一样,幻想着能瞒天过海,不过他心眼比韦良渔多,也想到了瞒不过去,所以准备了另外的方法。
记者到了一分厂,就在韦良渔得到报告时,王开洋也得到了消息。高波代表他立即到了一分厂,传达了王开洋的指示:市里立即组织调查组,进入厂子,一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对员工负责。
王开洋算好了时间,下午三点多,就出现在温钢第一分厂。假装了解情况后,一分钟都没有延误,向市长和市委书记做了汇报。市里有关领导,高度重视,都及时做了指示:按程序上报,严格查处,追究当事人。领导越大,责任意识越高,政策水平也越高。
王开洋还找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吕革新,由他们截住了电台记者采访稿子,王开洋亲自进行了修改。整体没动,只是把死了十一个人,改为当时死了四个,其他七人全部死在医院的抢救中。这一修改并没有减少死亡的总人数,但对后来事故级次确认起到了作用。送医院后死的,不算事故直接致死,是属于医疗水平问题。当时出事故发生时,受伤的,都跟血人似的,谁分得清?哪个当时死的?哪个是后来死的?死与没死,没人都记得。
事故报死人,特别有学问,所以经常看到有关事故的报道,说死人时分了多少类。
如果死了十个人是恶性事故,最多就报死九个人,第十个或第十个以后的人,就说送医院后死的,甚至还有的说送医院途中而死的。这个说法最妙,报在医院死的,医院有时也不干,怕沾上医疗事故。这么做,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报事故时,有人在说废话。实际这一改,事故的程度和等级就降下来了,这决定了很多当官的命运。
在当晚市新闻中,对温钢总厂的事故进行了播报。
市里也上报了省里,省领导都做了重要批示。
省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也派人要来调查,带队的正是原来温春市金属冶炼总厂的厂长孙维龙,也就是王开洋的老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