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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千年悖论：科举之路</h2>

假设几千年前，太空中有一架高清晰度的摄像机对准中国，拍摄下几千年来这片大地上的风云流变，然后，我们按下录像机的快放键，中国历史的粗略脉络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画面上，一些近乎规律性的东西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皇朝轰轰烈烈地兴起，然后又颓然崩溃；可以看到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还可以看到和平每隔一段时间就被打破，从北部高原涌下游牧民族的慓悍铁骑或者是南方平原上兴起一群群裹着红头巾黄头巾的手持武器的流民，尖锐地呼喊。

不过，王朝兴废、分裂统一的循环并没有严格的规律性。相比之下，另一种现象，却以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潮汐般的准确周期，反复出现在自隋唐至清共一千三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里，除了王朝颠覆的大混乱时期，它钟表一样精确的频率很少改变。每隔三年，你会看到在这片广袤大地的平原和山谷的各个角落里，都会走出一些手挟书本身穿长袍的人，他们或是步行，或是骑马，或是乘车，先是汇集在一千多个县城，经淘汰后，剩下一部分又汇集到十几个省城，经过类似的筛选，为数更少的剩余者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向着京城长途跋涉，其后，他们汇集到京城一片叫做贡院的整齐而拥挤的建筑里，埋头在里面写着一些什么。最后，一小部分幸运者被选拔出来，被授予官职，剩下的大部分人风流云散，回到各自的出发地，等待三年后的又一次聚集。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20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一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19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美国人史密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了一些使他惊讶不已而当时的中国人却浑然不觉的事例。他说，按理，一串铜钱（这是当时中国的标准货币）应当是一百文，但是在十八个省份中，这个标准随随便便地变化着，一串钱从九十九、九十六、八十三文（如陕西省府），一直降到直隶省东部的三十三文，人们却习以为常。银子买卖中的称量也是同样，除非偶然巧合，没有两个地方使用同样的“两”，隔开几十里路，秤的大小就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差异，虽然这种情况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是却没有人想到加以统一。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交通。在北京、湖南、四川，他都看到过同样的被废弃的公路，几百年前宽大整齐的石板现在凌乱残断，东一块西一块地弃置在地上，交通要道现在成了交通障碍。当初修建这些道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现在却由于无人管理而被任意毁坏。这位美国牧师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惜，痛惜之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史密斯的记载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然而，当我们稍微认真地翻阅一下历史时，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科举制度表现出完整、有序、严谨、实用的金属性质的特征，在整个模糊漶漫的背景下显得特别醒目。

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时代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人才这样宏大的设想，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才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一制度的社会组织力和它的效率。从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科举一样，动员起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参与。从繁华的内地到荒远的边疆，从达官显宦到每一个山村里的农民，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因为每一次考榜的公布而被大面积搅动，由此造成的社会情绪的兴奋激动很久才能平息。从贫穷的农户到最高贵的王公家庭，都有孩子为了投入这种竞争而在灯光下紧张地学习。在幅员如此广阔而交通和通讯手段又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环环相扣的三个层次考试的严密周期性和有效性；在一个习惯于漠视制度，常常是腐败横行的社会里，能够基本保持着这种选拔的公平公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想象，在这一成绩的背后，一定有着大量艰苦的努力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