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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麽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於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後，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後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