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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3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h4>初识与交谊</h4>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童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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