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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的最新中译本（高专诚译）2014年3月由大象出版社推出。该书英文初版问世于1949年，书名为《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后又以《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为书名再版。全书分为三部分：背景、孔子、儒学；附录部分则是对《论语》可靠性的辨析。该书问世后，立刻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学术性书评达20篇之多，其作者包括戴闻达（J.J.L.Duyvendak）、恒慕义（Arthur W.Hummel）、修中诚（E.R.Hughes）以及旅美华裔学者杨联陞、陈荣捷、徐中约等著名汉学家。
顾立雅这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前美国传教士对孔子只做过一些一般性的介绍，很难称得上学术研究。19世纪的美国汉学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体，这批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从192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职业汉学家，顾立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1932—1936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北京进修，1936年出版了《中国之诞生》一书，成为西方学者第一部利用殷墟考古资料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前期准备是以往研究孔子的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顾立雅研究孔子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有关他的神话。他关注的中心是：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顾立雅在选择史料时非常谨慎严格，他在附录中对于《论语》可靠性的辩证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认为《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子罕》“凤鸟不至”章、《季氏》“邦君之妻”章以及《尧曰》首章等都是后人所加，不足信。他在使用《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孟子》、《荀子》等史料时也都做了细致的考辨。但可惜顾立雅的考辨有时有点过犹不及。比如他极力否定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因为《论语》中没有提到，《墨子·非儒》中提到了，但顾认为这一章是“后人附加”的，《孟子》提到此事则是在孔子去世百年之后，在顾看来已经属于“儒家传奇”，而《左传》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提到，而“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中译本第39—41页）这样的辨析难以让人信服。另外顾立雅相信崔述“《史记》之诬者十七八”（《洙泗考信录》）的论调，对于其中的史料始终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史记·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孔子生平的最可靠的史料，这已为当代学术所日益证实。
从这些考辨中不难看出顾立雅的“疑古”倾向，这应该和他的留学生涯有关——1930年代正是“古史辨”派如日中天的时代。顾立雅1932年到北京后很快就结识了顾颉刚等中国学者，聆听并接受了顾的不少疑古观点：“《古史辨》第一集顾颉刚先生谓《盘庚》为商书中之唯一可信者，至于近年，顾氏之意见已与前日不同。顾氏曾与余言，《盘庚》乃周初人所作，至东周以后曾经学者所修改，则《盘庚》亦非商代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顾立雅在北京时期撰写的《释天》一文中，该文后来在顾颉刚的关照下发表在《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上。
顾立雅虽然在文献上“疑古”，但在价值取向上对中国古代文化却是十分热爱，甚至是崇拜的。这和经过“五四”洗礼的顾颉刚等人完全不同。关于两位顾氏的交往，海伦·斯诺（Helen F.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在《旅华岁月》中回忆说：“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态度显然是他和顾立雅争论的焦点。
近代以来，孔子运交华盖，无论中外，他和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精神根源，是保守、反动、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孔子的学者，顾立雅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孔子正名，因此他在全书第二部分讨论仁义礼智信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和他的革命性，在《儒学》部分，他撇开孔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的演化，而大谈孔子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内容和章节安排，一些书评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这从学理上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未能体察到顾立雅的用心。顾立雅是一个有着明确价值观和宽阔世界眼光的思想者，他写孔子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有思想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