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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的是,与案例和病人相比,心理治疗的过程既冗长,又枯燥。所以,我就无法将整个咨询过程和盘托出,那样会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我也不愿意将关键的治疗步骤一笔带过,以剥夺本书最起码的知识性和启发性;娱乐精神固然可贵,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可如果只是娱乐,特别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的娱乐,那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基数;退而求其次,我决定挑重点,跳跃式地来描述与杨洁的面谈内容。
不过不管如何跳跃,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次接触病人,总是被我称为“相亲”。
相亲的时候,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可不外乎总是这些,你的生平,你的家庭,你的物质条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兴趣爱好——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那么,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也还是挺吸引人的。
如果双方看对了眼,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即便没看上,大不了一拍两散,用不了太久,只要机会合适,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
心理治疗则不同,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不错,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可是一次之后,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
中国的病人,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病人仍会忐忑不安。我有没有病?这病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被治愈?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是医生的嘲笑?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
因此,对第一次咨询,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
为了见杨洁,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这包括,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洗掉眼屎刮好胡子,然后揣好备用量表。
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另外,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觉。在中国,性,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这不是安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