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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那儿，舔着上嘴唇的雪花，除了握着刀子的左手，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叙述不行，因为这样一来，后面都会变得机械而又落了俗套：接下来必然是“然后她……”。我当时想通过一种特别的透镜，来再现美国黑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这能很好地反映出黑人音乐中的浪漫，自由，死亡，诱惑，愤怒等等元素，以及它的表现风格。
我曾看到一个漂亮姑娘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读到拍摄者关于她死去的前因后果的回忆。从那时起，我就已经确定了这部小说的时期、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述的主线。在《哈莱姆死者之书》中，摄影师詹姆斯·范德齐向卡米尔·比洛普斯讲述了那个姑娘的死：“我认为她是在一次派对上，被她的情人用无声手枪射杀的。在派对上，她说自己觉得不舒服，朋友们说：‘那你干吗不躺一会儿呢？’然后他们把她带到屋里，让她躺下来。他们帮她脱掉衣裳，这才看见裙子上的血迹。他们问她怎么回事，她答道：‘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哦，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她只是希望给情人一个逃跑的机会。为了拍照，我把鲜花放在了她的胸前。”姑娘认为情人复仇是合法的，但她甘冒生命危险来拖延时间的想法，实在太幼稚、太愚蠢、太沉溺于凄美爱情所要求的牺牲了。在我看来，这里弥漫着蓝调音乐所散发出的芬芳，同时，也燃烧着爵士乐那不可遏制的激情——它因而成为一颗生发故事情节和线索的种子。
关于一个人在奴隶制度的威胁和感情扭曲之下，如何珍爱以及珍爱什么，《宠儿》给出了许多思路。其中一个思路——爱是永恒的哀悼。这让我考虑到另一个类似的思路：这种珍爱后来是如何在一种特定的自由中改变的。这种改变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我对爵士乐所预见和引导的现代性，以及它那不可理喻的乐观，感到震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个人命运和种族前景如何，这音乐坚持强调过去会来折磨我们，但不会将我们套牢。它要求一个未来——并且拒绝将过去看作“……别无选择的旧唱片，只能在裂缝处不停地重复自己，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唱针抬起”。
我花了三年时间，让人物表逐渐成型——生于南方的一对老夫妻；一种城市特有的自由抓住了他们的心；从后重建时期南方的威胁转到后“一战”时期北方的希望，这种剧变带来的感情失控。夫妻两人被迫对一个将新的风险塞进他们生活的姑娘作出反应——这种风险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毋宁说更是心灵上的。为了再现这个时期的原汁原味，我读了一九二六年的每一期“黑人”报纸，那些文章、专栏，甚至是广告。我读了主日学校课程、毕业典礼日程，以及妇女俱乐部的会议备忘录、诗刊、随笔。我听了带刮擦声的“黑人”唱片，标签上标着正点、黑天鹅、象棋、萨伏伊、国王、孔雀。
而且我还有记忆。
一九二六年，我母亲二十岁，我父亲十九岁。五年后，我出生了。他们都是在小时候就离开南方的，满脑袋都是混合着古怪的思乡之情的鬼怪故事。他们放二十年代的唱片，唱二十年代的歌曲，读二十年代的书报，穿二十年代的衣服，说二十年代的语言；还没完没了地就“黑人的地位”展开辩论。
我还记得打开厅里的铁皮箱子、仿佛打开了一个百宝箱的情形。箱子的锁是扣住的，而不是用钥匙锁上的，那令我激动万分；它的圆头，那些圆柱体——所有部分都紧紧相扣，吻合、妥贴。箱盖很重，但铰链很细；这里是偷偷摸摸地进入宝藏的捷径，但我被告知：永远不许靠近。我太小了，还没上学，没有姐姐在身边，日子长得没有尽头。她有了每天都要赴的约会（上小学一年级），所以一本正经的，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而我则无所事事。我母亲在后院。房子里没有别人，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锁有多么好打开，箱盖掀起的时候有多么轻便。我相信宝藏就藏在那里，它也确实没令我失望——绉纱裙上面有一只晚会手袋，很小，珠光宝气的，边上还缀着黑玉和玻璃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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