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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顾立雅与《中国之诞生》</h2>
《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是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的成名作，完成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1932—1936）。顾氏回国后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是该校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奠基人。顾立雅去世后，他的学生、芝大中国文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Roy）在讣文中这样评价顾的一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的大师，美国汉学界公认的元老。他将芝加哥大学建设成为东亚研究的重镇。顾立雅在早期中国文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汉学史上罕有其匹。”（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年第4期）。《中国之诞生》正是顾立雅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的开始。
《中国之诞生》全书分为三编：一、考古发现；二、商代；三、周代。各编章节如下：
上编：一、甲骨文；二、考古挖掘；三、中国文明起源。
中编：四、商代都城；五、生活状况；六、手工制品；七、雕刻与青铜器；八、商代社会；九、商代疆域；十、战争；十一、书写系统；十二、商代神祇；十三、卜筮；十四、祭祀。
下编：十五、周人起源；十六、周克商；十七、政治演进；十八、考古；十九、文学；二十、周代社会；二十一、婚姻；二十二、家庭制度；二十三、生产状况；二十四、娱乐；二十五、宗教；二十六、法律；二十七、官僚阶层；二十八、天命观。
顾立雅此书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全面论述，其最大特色和优点是利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成为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欢迎。
虽然甲骨在1899年就开始为世所知，但真正对殷墟进行科学挖掘要到1928年，这一年10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安阳挖掘正式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挖掘共15次，掘获甲骨3万余片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最大的成果。这15次挖掘分别由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学者领导，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领袖。
顾立雅留学期间曾多次前往安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刚到北京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学者，而他们正是安阳考古挖掘的主要领导人。这无疑为顾的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顾立雅特别有幸参观了1935年春第11次挖掘——侯家庄西北岗第2次挖掘，对此李济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清理了西区4座大墓，揭开了东区411个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牺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头骨或无头躯干，这显然为‘人牲’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大墓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这些墓过去不止一次被盗，所以还没清理到墓底我们就知道不会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就足以使人惊异了。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只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才能描绘出它的轮廓。较有价值的遗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许多体积大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等，这些都不是在原处而是在被盗后墓道的填土中发现的。”（详见李济《安阳》一书）这次被李济称为“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续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间吸引了不少学者来参观，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来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顾立雅是1935年5月份去侯家庄的，主持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挖掘出来的头骨的特点，顾立雅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51页）离开安阳后，顾立雅又到了开封，参观濬县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宝钧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队对濬县辛村卫国墓葬进行了两次挖掘，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周代墓葬。郭宝钧的发掘报告直到1936年才发表（题为《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但在顾立雅去参观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和盘托出，让顾立雅获益匪浅。
